正版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 书名
-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 作者
- 上海报业集团
- 出版社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2022-03-01
- ISBN
- 9787545821420
- 货号
- 1202605569
- 品相
- 全新
- 分类
- 涉及近代·历史
- 书名
-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 作者
- 上海报业集团
- 出版社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2022-03-01
- ISBN
- 9787545821420
- 货号
- 1202605569
- 品相
- 全新
- 分类
- 涉及近代·历史
内容简介▼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是汇编申报馆图书资料室在1930年至1949年间所收集、整理近百余份中国近现代重要报刊,以上海为主要内容的剪报资料影印合订本。由于题材多样,体量庞大,总数多达15万份,将分辑编辑出版。《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专门选收1931年至1949年间有关上海新闻、出版业的剪报资料,大致分为“报业概况(1934—1949)”、“报馆介绍”、“报人介绍”、“新闻实务”、“报业广告”“各类小报(1934—1948)”、“出版业(1931—1949)”、“通讯社(1934—1947)”等专题,这批珍贵的剪报文献,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影印底本依据上海报业集团馆藏的“申报馆剪报资料”文献。
编辑推荐▼
申报馆剪报资料,被专家、学者誉为继《申报》后又一民国大型史料宝库。本书为《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的《新闻出版专辑》,专门收录了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上海各大报馆、新闻报纸、出版机构以及与新闻出版密切相关的社会重大事件、报人、出版人传记和活动等方面的剪报资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具有资料系统性、内容生动性等特点。为当代学人和读者了解近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各方面的情况保留了珍贵的报刊资料的见证,是研究近现代新闻传播、图书出版等方面重要的文献史料。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于2013年10月28日,由上海两家主流媒体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而成。集团旗下拥有包括历史悠久、影响力大的三张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在内的20多家报刊杂志、出版社,以及新华发行集团等集团化子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报业、新媒体以及文化产业。
前言▼
《申报馆剪报资料》简介
一
申报馆“剪报资料”始于1930年。此时,史量才掌管《申报》已有18个年头,在望平街汉口路的拐角处,早已耸立起了足以傲视同业的申报馆新大楼,报馆在册员工450余人,发行量已逾15万份,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
1930年前后,总经理史量才开始酝酿申报馆新一轮的机构改造。1931年1月正式成立申报馆总管理处,史量才兼主任,统辖一切馆务,下设编辑部、营业部、年鉴社、月刊社等核心业务部门。在编辑部中,又下设社评科、电讯科、采访科、图书参考科等14个科室。“剪报资料”的收集、整理、庋藏,属图书参考科工作范畴。
这一时期,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新闻报业,回国后加盟申报馆,正逢史量才机构革新,戈公振出任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他吸纳欧美等国的现代报业理念,就《申报》的新闻内容、广告营销、创办画刊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其中就有成立“图书资料室”的提议。1929年5月,戈公振筹办图书资料参考部,开始规划资料室。1930年戈公振兼任《申报图画周刊》主编,资料室除了剪贴报纸资料,还增加了各类照片、图画的搜集与整理。他还亲自动手剪贴各类新闻,并把剪报装订成册。
之前,戈公振已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专论《报馆剪报室之研究》(《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六号),这或许是中国近代关于剪报资料研究的开山之作。文章开宗明义:“剪报云者,即将一人或一事之新闻之散见于各报者,剪取而汇聚之整理之是也”。又说“世事綦繁,千变万化,忽有一事之发生,一人之出处,足以引起社会之兴味者,欲藉记忆之力,则事多辄致遗忘,若欲翻检旧籍,则正如大海捞针,何从觅得,而新闻记者又安有如许功夫。有此剪报,早于平日预为储蓄,则纲举目张,一检即得”,指出了剪报之于新闻报道的显而易见的作用。
戈公振认为,利用剪报资料提升办报质量和效率,“其利之可言者,约有四端”:可以省时间;可以得要领;可为新闻保存之便利;可为事物本原之考查。
该文详细介绍了纽约世界报社的剪报室。“美国报馆之剪报室,以世界报(World)为。室与图书馆并列,延十余人司其事,门首张以铜网,非室员不许入内。借阅材料,则由铜网上之窗口传递,其手续与图书馆同。”并对《世界报》的剪报分类作了详细描述。所谓剪报,即“剪取之材料,大率出于各种报纸……每件必记其发行日期于其背面,且有兼记报纸名称者,然后装入一坚固之大封套内而保存焉”。这可以看作是戈公振为日后筹建资料室而进行的理论准备,绘就的规划蓝图。
有关申报馆资料室早期的情形,著名音乐家周巍峙晚年接受采访时,有过一段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周巍峙,曾在申报馆作练习生约两年。他回忆说:“我是1930年初进申报馆,‘一·二八’战后离开的。初进申报馆我才十几岁,跟戈公振作练习生。戈公振是我二舅,在《申报》“改良、革新”图书参考资料,我做些剪报、编辑,把归类整理的资料做成书,发向全国。当时,资料部里有史量才外甥杨墨逸、我、罗平三人。薪水,在两个月试用期是5块,期满10块。我们资料部在3楼,隔壁是排字房。”(《史量才研究选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周巍峙参与剪报工作时,正是资料室的初创期。
二
民国卅六年(1947),申报馆出版了一本内刊《馆内通讯》(《申报馆内通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版)。期有一篇介绍“资料编目”的文章。在申报馆,他们把剪报资料称为“新闻的准备库”。
资料室收集各种参考资料,以供言论、编辑两部之用。历年以来,收藏已相当丰富。资料不问巨细,自大部名著,以至小册子、宣传品,均在搜求之列,片纸只字,设法保存。
资料分为:(一)书籍、杂志,(二)图表,(三)照片铜版,(四)报纸,(五)其他零星稿件。……在庋藏以前,先分类目,取便检查。否则杂乱置放,日后将无法找寻。……资料分类方法很多,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是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馆内通讯》第二期刊登了一组集体采写的报道《一张报纸的诞生》,其中有一篇“资料:新闻还是旧闻”,专门介绍资料室的工作情形。
“旧闻”准备库以收集资料为主要的工作。本埠报纸二十八种,外埠报纸一百七十余种。……报纸上的材料,从剪、贴,到分类、装订,工作量为繁重。本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都是当天剪贴完成,其余则在第二天剪贴。至于外埠报纸,现在尚未剪贴,只把他们整理一下,庋藏起来,以便日后参考检查。
“报纸上所看到的照片、图画,也是由资料室搜集的。这许多照片、图画,一部分由本馆自己拍摄,一部分由外面供给,分别藏在特制的纸袋中,纸袋按照编定次序排列。名人照相,另外编排,连同履历,放在一起,检查时全部可以得到。初报馆中的资料室,只收集一些名人相片和履历,以便死后发表,这实在是他的原始工作。”
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细节,让我们得以还原当年资料室的工作情形:在1930年代初,及之后的将近二十年时间里,在申报馆大楼三层的一间办公室,初三、四人,逐渐增加到十余人,每天面对近两百份隔日或当天出版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报》、《时报》、《大美晚报》、《时事新报》、《立报》、《经济日报》、《东南日报》、《益世报》、《新申报》、《世界晨报》、《和平日报》、《金融日报》等),开始了他们“剪刀 浆糊 装订”的全手工作业。每份被剪裁下来的剪报,均被及时盖上两枚长方形的蓝色印章,一为报名章,如“大公”“新闻”“大美”,表明它的来源;一为年月日章,注明它的刊出日期。今天,我们翻阅那些泛黄而略微发脆的一册册“剪报资料”,翻看它的任何一篇,都能在新闻标题行的附近,见到两枚蓝色印章,浅浅的,却清晰可辨。凭借这两枚印章,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知道每一份剪报的出处和日期,为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资料室)好像是一家药铺,草本树皮,牛溲马勃,都应齐备。同时还要事先准备,否则有如三年之病,而求七年之艾,不免临时要手足无所措了。”
剪报资料首先服务于新闻报道。主笔以报馆立场撰写社论或时评,务求准确,引文须有出处,事实必有依据,这依据便是剪报;记者采写综述性的新闻报道,为使报道翔实具体、富有可读性,在与同业的竞争中,占得鳌头,也须配以背景叙述或人物介绍,这类“叙述”和“介绍”,凭借的也是剪报。
在资料室,工作重心自然是收集剪贴报纸,然而他们的学识与文字功底,与编辑、记者相比毫不逊色,因为他们也时不时一转身就成为《申报》的编辑或作者——
资料室除搜集和整理工作外,还须撰写参考文字,与新闻相配合,使读者对于某一件事,能详细地知道他的演变经过与将来趋势。逢到纪念节令,如出特刊,资料室的工作,更显得紧张了,要写纪念文字,必须搜觅史料,找寻旧照,这种种都非事前准备不可的。
《馆内通讯》第九期刊登了一则申报馆“人事科民国卅六年六月统计”,其中编辑部在册职员:编辑23人,采访室16人,资料室11人,编译室2人,整理科(审读校对)13人,电讯科9人。从人员编制看,可见申报馆对资料工作的重视程度。今天,我们能够查得姓名的,除了周巍峙的回忆,截至民国卅七年,能够确认的资料室成员有:蔡正华(主任)、严晋(副主任,《馆内通讯》主编)、孙恩霖等至少14人。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首于报纸堆中,浏览、删选、剪贴、盖章、分类、装订、庋藏。在常人眼中,这是一件极枯燥乏味的工作,在他们却是“周旋久而感情深”的一份事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居然构筑成又一座百科全书式的民国史料宝库。
三
在上海报业集团图书资料库中,我们看到了被精心珍藏的“申报馆剪报资料”占居了大半个库房,堪称壮观。它们被有序地排列在带滑轮的铁制书架上,每一层或一层半,用醒目的主题分类词做标识,以示剪报内容的区分,比如“东北问题”、“香港问题”、“货币”、“交通”;人物剪报则采用姓氏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列,比如“C”后面有“陈立夫”、“陈诚”,“D”后面有“戴笠”、“戴爱莲”等等,人物类剪报资料(该人物的新闻报道、接受采访、演讲等)也被装订成册。
这批“剪报资料”为横32开本,宽190mm,高135mm,手工装订,牛皮纸包封,封面左上角用小楷题写该册剪报的类目标题及年份,中间盖“申报馆资料室”蓝印;每册剪报数量不等,在30至50篇之间,总量达13000册之巨,其中以“上海”为专题的剪报,多达2000册。其体量之庞大、文献之珍贵,几可与《申报》比肩,堪称又一座民国史料宝库。
傅斯年曾说“史学即史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料之于史学的重要性。“剪报资料”几乎囊括了民国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全部出自“当时”,没有任何“加工”,是能反映历史面貌的原始记录,而且,它汇辑了百余种报纸的新闻史料,对同一个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各报有各不相同的线索来源,在现场描述、言论评说等方面,各报也尽显各自的特点,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大半个世纪来,这批剪报资料由于一直被精心保存,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曾经走近过它,得见它的真容;大多数学者,尤其从事近代史、民国史研究的学者,对它还相当陌生。今天,上海书店出版社获得了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授权,堪与《申报》媲美的又一座民国史料宝库正被渐渐打开,它的名称叫《申报馆剪报资料》。
【书摘与插画】
望平街,曾见证了纸媒的一个黄金时代
当我们感叹“纸媒正在消亡”时,可曾想到在并不遥远的一个世纪前,纸媒正迎来它的个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地和集散地,是在靠近外滩的一条南北向的狭窄马路山东中路——那时叫“山东路”,人们还习惯性地叫它更早的路名“望平街”。
著名记者曹聚仁曾说:“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的报业史。”在望平街,先后有《新闻报》《申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著名报馆相继出现或同时并存。“望平街”成了“报馆街”的代名词,在近代中国新闻报业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一章。
一
我们在“《申报馆剪报资料》介绍”中已经说到,“剪报资料”是由申报馆图书参考科同人“搜集、剪贴”,并加以分类“装订、庋藏”。本辑主要辑录的,是除《申报》以外其他各报的剪报资料(申报馆图书参考科对于《申报》自身的剪报,包括其他报纸刊载的有关《申报》的报道、《申报》自己刊发的“社论”、“馆外通讯”、“申报年鉴”等剪报,其数量亦称宏富,当以另编专辑出版)。
这里,就从《新闻报》开始说起。
早在光绪末年(1908),新闻报馆已建成了五层楼房,“宣统元年落成迁入”。汪汉溪掌事后,《新闻报》注重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为扩大发行,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分销处500余所,发行量日销15万份。相比之下,申报馆直到1918年才建造五层大楼,购进新式印刷机,销量日增,与《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的两份日报,一时并称报界双璧。
1936年10月11日《金刚钻》刊载“国庆日的各大报”,“新闻报张数多,大公报特刊富丽”,对其时沪上影响的七份日报做了一个版面统计:
昨日为双十节,各报均有增刊。上海七大报,以中华日报之四大张为张数少,新闻报之十一张为张数多,申报十张半,仅少于新闻报者只半张,时报四张半,较少数之中华日报多半张,次于申报者为时事新报九张,大公报及民报则各五张。申新两报,且各有图画增刊一大张,申报之每周增刊,图照文字等,亦多关于辛亥革命之史迹……材料至丰富,印刷亦极富丽。时事新报之九张中,国庆增刊外,且有交通建设之增刊,搜集名作甚多,既能别创一格,且际此交通建设日进时代,自为各方面所注目矣。(见第五册第85页)
在辛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申两报”可谓并驾齐驱、不分伯仲,而且《新闻报》的发行量还一度领先《申报》。这也可以看做史量才在日后想要收购《新闻报》的缘由之一。
“日销十五万份,广告效力”。中国自有报纸以来凡稍阅读的人,看了这十足自豪的口号标语(现在的日销,听说已超过此数,当然另有一个口号。)谁也知道这是历史悠久拥着广大读者国内报纸的新闻报罢。
……以前二十年中,既有不少可供写述的资料,而且我想写的,无非是一鳞半爪,零碎片断,毫无用心,不成系统。与其说是二十年来之新闻报,毋宁说是我二十年间服务的回忆,雪泥鸿爪,聊留纪念。(见第五册第1页)
这些可看做是潘竞民的自谦之词,因为“前二十年”同在《新闻报》供职、且地位名望更大的前辈如李浩然、严独鹤诸先生还健在,他绝不敢胡说八道,更不至无中生有,完全可以作为史料的补充。
众多论著在讲述史量才收购《新闻报》一节,大多一笔带过:民国十八年(1929)福开森意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史量才,却引起了《新闻报》原股东与史量才之间的一场股权风波。至于风波如何,则语焉不详。
“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之“股权风潮”,有过详细的描述。
从汪氏父子先后总理馆事起,福开森以监督名义,主持大政,始终是一个权威者。他鉴于报馆营业虽逐年发展,但中国时局经几次的剧变,深感应付棘手,而且他又事故都,不常来沪,意态消极,感萌退志,于是决将全部股子出让。当时承购者是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史氏独资创办申报,时期更早于新闻报二十年,声势可相匹敌,与汪汉溪先生,同具经营干才魄力,有一时瑜亮之称。不过申报营业销数,终较逊色,史氏在处心积虑之下,想出釜底抽薪之计,毅然承购福氏全部股权。此事进行极为秘密,事机成熟后,新闻报同人犹毫无所知,等到董显光膺史命入馆,揭露真相,方大起冲动,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照常出版,一面刊登大幅启事广告,誓死抵抗,启事词意是反对“托辣斯”,垄断舆论,馆内各处满贴标语,做来有声有色,闹得满城风雨。史氏鉴于形势紧张,僵持下去,不是了局;第三方面人士,也愿斡旋,于是经由虞洽卿等名流,多方折冲结果,史氏允将一部分股权退出,让给第三者;钱新之、吴蕴斋等,及馆中极少数同人,因此得加入为股东,一场风潮始告平息。(见第五册第23页)
对于史量才终的妥协与退让,作者也有公允的评说:“史先生以身殉报,逝世也已十二周年,平心而论,当时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合法授受,并非强抢豪夺,而先生终能尊重舆论,顾全大局,足证他的气度宏大,值得后人钦佩。”
经此一役,1929年前后的史量才,成了上海滩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凭借在报界的雄厚实力,他迅疾向其他产业发展……
20世纪初至战前是上海报业的个黄金时期。报业巨头除了发行报纸,还逐渐涉足图书出版、电影娱乐、慈善救济等领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商业与资本的翘楚。在那时,拥有一份报纸就相当于拥有了印钞许可证。所以,众多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文化精英也一时间找到了用武之地,因为有太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凭借勤奋与才华,以报刊为舞台,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
据统计,上海报业在1920、1930年代,除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报外,以《晶报》《金刚钻》《罗宾汉》《福尔摩斯》等所谓“四大金刚”为代表的各色小报,先后创刊竟有六七百种之多。“新申两报”在这一时期,也从日发行三五万份,猛增至十四五万份,十年间增长了两三倍之巨,因为读者在增加。日益激增的外来移民定居上海,学生、知识青年、小商人及企业主,是报纸的忠实受众,成为都市文化和纸媒的消费主体。
二
战火的肆虐,受冲击的往往要推工商业,交通中断、物资匮乏、百业凋零、市面萧条……,而报业却逆势上扬,关注时局成了上海市民的头等大事。每天清晨,只要一出报,形形色色的报贩们争先恐后,把一条窄窄的山东路挤得水泄不通。每当有“号外”出版,那种争抢批报的场面更为激烈。
《新华报》1939年9月24日刊载的《报人素描》(第30节)中有一段叙述,记录了山东路报市的异常性繁荣:“八一三”的战事,终于爆发,上海的各报馆不仅没有影响,销路反增加了几倍;单以……大美晚报每天号外就出十多万份。承印的立报馆,开足两架卷筒机,还是供不应求,望平街的报贩,聚得密密层层,人山人海,马路的交通也被塞断,吵得简直像天反地覆,你抢我夺地争着批报。(见册第229页)
《华美早报》1938年11月10日刊载《山东路报市巡礼》一文,采用白描手法勾勒了一组山东路报市镜头,更为生动。好在篇幅不长,全文照录。
天还没有亮,山东路上靠麦加圈南北一带,有一个闹忙的市场。如果给它定一个名子,大概谓之“报市”,是妥当的了。
当太阳尚未出来,都市里的人们还在甜梦里逗留着的时候,这里便已经挤满了报贩们了。
他们都是穿得那样旧污破碎的衣服;你如果是次看见,还会以为是什么地方跑来一群逃荒的难民,手里差不多全托着一块纸板,什么时候从老远跑出来一个报馆的“发报人”,怀中抱着一大束的报纸,大家便蜂拥地挤上去,吆唤着:“××报我来三十张”,或是“我要二十份××报”。
在马路边的地上,发报人将各色各样的大小报纸,摊成了一片,匆忙地数点着,一面分派给批报的小报贩们,有的是十一二岁尚未成年的孩童,也有五六十岁的龙钟老太婆;从哪些饥饿而焦急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来都不缺少用血汗与时间去讨生活的那欲望。
孩子们一接得了报纸,便朝人们稀少的地方奔驰着,响起尖锐的喉咙:“××报出来哉,看看中国杀败东洋的消息啊!”声音响亮地惊扰着正留恋着作梦的夜都会。
有着脚踏车的较优越一些的报贩们,便闪着腰身,脚踏车像一条箭似地从人丛中飞窜出去,找他们的主顾,和他们的长期订户。
这儿简直是什么大小报纸,全要汇集到这里,才能批发出去,仿佛成了一个报贩们中心的不可更移的地盘了。凑在这个报市来做小生意的,有卖粢饭油条的,也有卖豆腐浆大饼的,这些价廉而能充饥的食品,当然也为报贩们所欢迎了。
要到上午八点钟光景,报市上的人们才渐渐疏散开。
黄昏晚报出版时,照例报市又来一次闹忙的市集。争夺报纸的小贩们,完全把交通也阻断了。黄包车经过这里,要费不少时间才能通过去。
正如其它商业相仿,报市也被几个人所把持着,他们不容许别人跨进这个圈子,除非是小本经营的小报贩们。把持报市的少许人物,如果以经济学上的术语言之,则可谓为报市托辣斯了。他们是报市里的富有阶级。(见第七册第290页)
三
几家欢喜几家愁,报业也是如此。尽管纸媒的黄金岁月还在延续,然而一旦时局突变,或经营不慎,便会招致倒闭或裁员的风险。在充分的却也失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读者是用脚投票的,资本则更加无情。
《时事新报》在1935年元旦过后,有过一次裁员风波。《大美晚报》1935年1月4日报道:在元旦后一日新闻夜报上,载着下列一则新闻:“本埠时事新报,在报界有相当之历史。讵于去年底十二月卅一晚十一时,编辑营业两部职员中有三十余人同时接到该报油印解职书各一封,函中略谓,兹因馆中景况不佳,不得已将诸君裁撤,自一月一日起,请诸君停止工作等语,被裁之各职员,以该报数月前,为维持馆中经济,已先采用减薪法,今忽突然宣布解雇,殊深惶惑,当即报告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请求援助……” (见第四册第380页)
老牌大报《时报》到了1939年索性关张大吉,报馆职员迫不得已成立“时报同人会”以求自救。《中华日报》在1939年9月5日报道了这件事。
时报自创办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现在该报服务职工年数,至少均在十年以上,不料该报于八月卅一日下午四时,无故将各部加以封锁,突然停刊。对于多年患难与共之数百职工,亦无善后办法。现该报全体职工于昨日(四日)成立时报同人会,讨论对付办法,以促该报当局早日出面予以接洽,俾得圆满解决云。(见第四册第361页)
与此同时,南京的汪伪政府则粉墨登场,纷纷抢占舆论阵地,迅速组建起汪伪报系、日文报系,主要有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和《新中国报》《大陆新报》《上海画报》等。以“只卖财产,不卖报名”之诉状告上法庭,终赢得官司的《申报》前买办席子佩,拿了史量才的24万元后一转身办了《新申报》,到了此时,却自甘堕落,卖身投靠与《大陆新报》合并,成了汪伪报系的传声筒、马前卒。
汪伪报系的日子好过吗?所谓的“和平救国”运动得到人民的拥戴吗?这方面“剪报资料”也为我们留下了详细记录。1939年7月11日《中美日报》一篇题为“中华日报昨复刊 望平街上引起纷扰”报道,描述了报贩群体自发性地对汪伪报系的鄙夷之情:
……当昨晨五时十分该报批运出,各报贩尚未将该报销售之际,突有身穿黑色长衫及蓝布服装之壮士十余人,上前将各报摊之中华日报作大规模撕毁……同时并将预先带来之传单向众散发。当该传单散发之际,全体热心报贩,均自动将该报撕毁践踏,一时望平街上被撕毁之中华日报纸片与传单飞扬满地,该报之承包发行人及发报等数人,亦均遭众人切齿辱骂并有二人被遭殴击。(见第七册第45页)
1939年8月9日《中美日报》报道“中华日报在北站,强迫旅客购买”,则表现了汪伪报系不得人心却不甘被冷落的急吼吼心态:
据北站来人谈,汪精卫在沪所办之机关报中华日报,因无人购阅,推销困难,现每日在北火车站对旅客强行派销,不论上下行车乘客,均须每人购阅一份……方得放行。此种强销报纸办法,实为报史上之创闻。(见第七册第57页)
1940年12月4日,《中华日报》自身也闹了一个笑话,而且令人发噱。各报纷纷评说,把它视为“极饶趣味”的一桩黑色幽默,上演了汪伪政府自扇耳光的一幕活报剧,成为街头巷尾的一大谈资,让上海市民大饱眼福。《正言报》12月6日配图并报道:
汪方机关报《中华日报》在第七版上,每日刊有大生赌场广告一则,其文字……“重金聘请甬剧皇后”八字,突被人改植“打倒汪精卫卖国贼”八字,致反汪标语,竟在汪方机关报上发现,中外各方,皆认为系一极饶有趣味之事件。(见第七册第94页)
在汪伪政府看来,这俨然是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务须彻查。于是,派出多路人马奔赴大小报摊收买当日报纸,消除影响;排字及印刷职工被全部带到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严加审讯……我们没有读到关于此事的后续报道,不知这些落入魔掌的排印职工是否因此遭罪,但我们仍为这一充分展现民族大义和勇敢机智的行为而赞叹。
四
孤岛时期,新闻界也有一群勇敢的斗士。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所谓“书生有笔曰如刀”。乱世中并不缺少英雄,但孤岛中的英雄,更多是文弱书生。英雄也并不都能功成名就,更多的是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满怀一腔正义与愤懑倒在了无声手枪之下。然而,正是这样一批英勇的报人,谱写了近代新闻史上应特别标记为英雄的篇章。
《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便是其中的一个。孤岛时期,朱惺公以其主编的“夜光”副刊为阵地,撰写了大量政论、杂文。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朱惺公对汪精卫早年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于狱中所写《被逮口占》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五言绝句,被极其巧妙地每句添上二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讥讽汪精卫的卖国行为。
朱惺公《“奸”“奸”新论》一文,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一帮汉奸冷嘲热讽:
本题两个“奸”字,所以必须刮弧者,因有两种解释。上面一个“奸”字,是“奸臣贼子”之奸;下面一个“奸”字,是“奸夫淫妇”之奸。“维新”之“奸”,为了要便利自私的“讨小老婆”逞其“奸淫”的兽欲起见,特行提出修改民法上的“重婚”与“通奸”罪……但是,“只许男人通奸,不许女人养汉”!汉奸的太太们,就真的会屈服吗?看她们给颜色你看!(见第六册第246页)
《为什么要做汉奸?》一文,朱惺公更对汉奸的头面人物直接指名道姓,挖苦讽刺。要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可谓地位显赫、权倾一时。与他们叫板是需要勇气的,朱惺公正具有这样的一种勇气。
举个例子来说:像卢英这样一个人……终于做了汉奸……再如梁鸿志那家伙,年纪老得快要爬进棺材里去了……然而他竟做汉奸了!……复次,殷汝耕是的的确确镀过金的留学生,温宗尧也跟着先烈喊过“革命”口号的,如今他们干的把戏,固然是“一丘之貉”!(见第六册第259页)
不断收到“76号”的谩骂、警告和恐吓,算是稀松平常的。1939年6月15日,朱惺公又收到“76号”寄来的一封带子弹的恐吓信。他依然临危不惧,自题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并在五天后的6月20日,继续在“夜光”副刊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自供》的长文,矛头直指“特工总部”——
贵“部”所发之书,余亦慨然承惠一份。此余之不幸耶?抑余之宠遇耶?检阅内容,则谓余所编之版,今后如再发现“反汪”之文,即将派员对余执行“死刑”等语。夫生犹寄,死犹归也。余寄生于兹浊世,垂四十年,其平时足以致死之道,本已不一而足,如薪菲所入,仅图口腹,既不能趋炎附势、求官谋禄,又不屑仰人鼻息、乞食嗟来。数根穷骨,一股寒酸,是“穷”即可致余死命也。又如瘦骨嶙峋,身如鸡肋,既不堪当老拳之一击,更难避佛说之三灾。继晷焚膏,苟延残喘;疾病时侵,摄生无术。是“病”亦可致余死命也。至若平时因乏车资,出门每多安步,偶一不慎,则横逆之来,安知不作车轮下之鬼?而生平耽嗜曲生,得暇辄赴市楼,冀谋一醉,或饮如过量,安知不似南京“新贵”之中酒毒,遂为不清不白之酒鬼耶?总之,吾人生于方今之世,无时不可致死,亦无地不可致死!死固然耳!……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见第六册第290页)
这样犀利的文字遭来杀身之祸是必然的。仅过二月余,此文竟成谶语。1939年8月30日下午,朱惺公从寓所步行去报馆的路上,突遭“76号”狙击,当即致死,时年39岁。《申报》第二天以“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刺”为题,做了详细报道,“弹中要害惨死,当获一嫌犯”。
昨日下午四时许,朱氏照例由寓走出,步往大美晚报馆,讵料行经北河南路天潼路河滨大厦附近时,忽遇暴徒三人,由路旁闪出,直驱至朱氏身旁,将其拦阻,而其中一人即出枪向朱轰击,当时朱欲避不能,遂被一枪击中左太阳穴,立即倒地身死。各暴徒见目的已达,亟自逃逸,附近岗捕闻警,立即赶到,并在附近搜索案犯…… (见第六册第306页)
汪伪政权的倒行逆施,遭到一致声讨,“76号”却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充当打手、杀手。一时间,多家报馆遭受无辜打砸,多名记者惨遭暗杀,喋血街头: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发行人张似旭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被暗杀,时年41岁;1940年8月17日《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遭狙击,身受重伤;1941年4月30日《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外出路上被暗杀,时年44岁……
五
《今报》1946年11月4日刊出“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之“几个蜕变”。作者潘竞民回顾了《新闻报》自创刊至抗战胜利这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组织机构、股权结构上有过重大变化的几个时间节点,其中一个节点就是抗战爆发。作者介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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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
册
望平街:曾见证了纸媒的一个黄金时代
各色报头
报纸连载
报业概况:上海报业(1934—1937)
第二册
报业概况:上海报业(1939—1944)
第三册
报业概况:上海报业(1945—1949)
第四册
报业概况:各地报业 香港报业 南京报业
报馆介绍:时报 时事新报 晶报 大公报
第五册
报馆介绍:新闻报
第六册
报馆介绍:东南日报 中央日报 大美晚报 大晚报
第七册
报馆介绍:中华日报 立报 华美晚报 辛报 新申报 新华日报
第八册
报馆介绍:中美日报 文汇报 正言报 国民新闻 平报
第九册
报馆介绍:新中国报 中华时报 商报 侨声报
报人介绍
外媒与记者
新闻实务
报业广告
第十册
各类小报(1934—1948)
第十一册
出版业(1931—1949):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 其他出版机构
第十二册
通讯社(1934—1947):各通讯社 中央社 路透社
【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