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两京后对从伪官六等定罪

757 ⚖️ 法律制度 中唐 d1330 本站撰写 · 引文献 3 种

一句话提要

至德二载,唐军收复长安洛阳,抓出几百个在安禄山手下做过官的人。崔器要全杀,李岘说不行,得按情节分等。最后定了六等:头等弃市,二等在大理寺赐自尽,往下是徒、流、贬、免。杀人有分寸,才算法律。那几百人里,有被逼的,也有主动投的。

详细说明

打了胜仗回来,几百个做过伪官的人怎么办?杀,还是分等?

安史之乱是唐代法制由盛入衰的分水岭,而收复两京后如何处置那一批附逆官员,便成了肃宗朝第一道棘手的司法难题。这道题答得好不好,既关乎法制准绳,也关乎政治人心。

至德二载即 757 年九月、十月,广平王李俶率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大批曾在安禄山、安庆绪伪朝中任职的官员随之落入朝廷手中,包括达奚珣等宰辅一级人物,以及王维一类以文名世的臣僚,合计数百人。

如何定罪,朝中立刻分裂为两派。以崔器为首的酷吏派主张一刀切,凡受伪署者皆以叛逆论处,尽诛示众。理由很硬:不杀不足以震慑后来,乱世当用重典。

而李岘、李麟等则坚决反对,认为附逆者情况复杂,有被逼胁从的,有阳奉阴违的,有一度从贼旋即自拔的,一概处死既不合律法本义,也会把摇摆中的士人逼向贼方。李岘尤其力争,引用律条强调须分首从、区分胁从与故犯。

肃宗最终采纳了区别对待的意见,下诏将受伪署官员按情节轻重分为六等处置。第一等为首恶从逆不悔者,斩首弃市;第二等虽从逆而情节稍轻者,不于市朝处决,而赐自尽于大理寺,保全尸身,以示优容;第三等受徒刑;第四等流放远州;第五等贬为远地佐吏;第六等情节最轻者,免官或左迁。

其中达奚珣等首恶先斩后奏,陈希烈等赐自尽,王维因凝碧池诗有思唐之语得从宽减等。

这六等定罪的意义在于,它没有因政治压力而放弃律法区分首从、轻重的基本原则。唐律名例律本有共犯区分首从、断狱律要求依情节定罪的条文,六等法虽为临时处置,却仍沿用了唐律的精神。

同时它也显示,在重大政治案件中,皇帝与执政集团的态度直接左右司法结果:崔器、李岘之争表面是律法之辩,背后是政治路线之争。

此案还有一层影响。此后朝廷对从伪官的处置成为先例,代宗平定仆固怀恩之乱、德宗平定朱泚之乱后,对胁从者的宽宥都引用了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乱世平叛后以赦胁从、首恶必办的惯例,既是法制,也是政治智慧。

历史意义

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后,崔器议尽诛从伪官,李岘力争区别等差,定六等处置:首恶弃市、次赐自尽大理寺、次徒流、次贬黜。守住了首从轻重之分,也为后世平叛处置胁从立下先例。

📖 本站参考文献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李岘传》
  2.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岘传》
  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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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由本站撰写 · 引文献 3 种,原文已标注出处 · 最后校订 2026-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