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社开年会,一半时间花在跑工厂和乡下
一句话提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几个留美回来的经济学者在上海发起中国经济学社,头一年社员不多,名气也不响。一九二七年总部搬到上海,马寅初接手,会员涨到五六百人,实业家和银行家占了约三分之一。他们的年会不只念论文,还要下到当地工厂和农村去看。
详细说明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上海,几个留美回来的年轻人凑在一起,定了个章程。领头的叫刘大钧,另外几个是戴乐仁、陈长蘅、卫挺生。他们给这个团体取名叫中国经济学社。宗旨写了四句:提倡经济学之精深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
第一年没什么动静,社员不多,账上也没什么钱。
头一次年会在北京开,一九二四年五月,地点是中央饭店。到的人不多,议程也简单:通过社章,选举职员。选出七个人当理事,刘大钧、戴乐仁、林襟宇、卫挺生、陈长蘅、陈达、胡立猷。第二年五月在北京中国政治学会开第二次,题目定成关税问题,会开完编了一本《关税问题专刊》,上海分社也在这一年成立。
一九二七年是个坎。总部从北京搬到上海,社长换成了马寅初。这个人的脾气比前任硬,做事也更能张罗。学社也在这年改组,名字从学社改成学会。
改的不只是名字,收人的口子也放开了,政界商界都往里请。
改组以后,会员的人数一年一个样。一九三二年九月马寅初在报告里说,社员已经涨到五六百人,其中实业家和银行家占了大约三分之一。这些人入会不只是掏钱赞助,还真的到会上说话,把自己的诉求摆出来。
学社最特别的地方在年会怎么开。别的学会开会是念论文、辩理论,他们开会要下地。每到一个城市,先安排参观当地的工厂、银行、商会,再坐下来讨论。一九三四年第十一届年会在长沙开,题目就是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会开完,主张变成了国民政府的政策。
这个下地的习惯不是一开始就有,是被一批人一点点逼出来的。
一九三〇年代,学社里几个人分头做调查。刘大钧做上海工业化,方显廷做北方乡村工业,陈翰笙做无锡和保定的农村。这三摊事各有各的资助方,太平洋国际学会出了钱,调查的方法也互相通着。做完了,写出来的东西不再只是照搬欧美的教科书,开始讲中国自己的账怎么算。这套路子后来被人叫作经济学中国化。
到了一九三五年,社员二百八十五人。一九三六年年会在无锡开,选理事长,马寅初得一百五十票,刘大钧一百四十四票。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学社没有继续办下去。
历史意义
把年会从会场搬到车间和田埂,改变的不只是议程,而是问题从哪来。中国经济学社最值钱的遗产不是那些主张,而是它让一代学经济的人相信,账要先实地看过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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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参考文献
- 《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学社,1930—1937年
-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
- 郑会欣:《简述中国经济学社的年会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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