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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崖壁换一套搭法
栈道不是一种东西,是一套因地制宜的办法。有崖可插横木就插,有坡可立柱就立,有深潭立不了柱就悬空,有天然凹槽就直接走槽。郭荣章把褒斜道上的遗迹归成七类,每一类对应一种地形,换一段崖壁就得换一套搭法。
从长安到敦煌有四十五个站点
一九七四年居延出土的一枚木简,记着长安往西各站之间的里程;一九九〇年悬泉置又出一枚,接上了后半段。两简拼起来,四十五个站点,平均每站相距三十八公里,正好是一天能走完的路。
长安到茂陵七十里
汉简上写「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汉里比今里短,一里约四百一十六米,七十里其实只有二十九公里。这不是约数,是每一站的实数,因为要按这个数配马、配粮、算日子。
一天一夜要走二百里
《二年律令·行书律》里规定: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二百汉里折今八十三公里。慢了半天打五十板,慢半天到一天打一百板,慢一天以上罚金二两,这不是催人快跑,是拿板子量日子。
只有制书和急书能走邮
《行书律》说邮人只跑制书和急书,别的事不许派他干。剩下什么信能上快道,律文一条条列出来:五百里以上的案件文书、郡县之间交接财物要核账的文书,四类。其余的一站一站往下转,慢慢排队。
一张过所上盖着御史大夫的印
悬泉置出土一枚木牍,记着一个叫忠的新任玉门都尉从长安去敦煌上任。文书上写明坐什么车、带几个随从、沿途住哪个传舍、哪天走的。从长安到悬泉置,一路上走了三十五天,一天不到六十公里。
传舍住一晚要记账
悬泉置不是一间屋,是一个两万多平米的院子,编制三十七人、传马四十匹、传车十多辆。有房有马有饭,天天有人来,就得记账。账分几本:人一本、马一本、车一本、钱粮一本,一匹马单独立一条。
日逐王来了,马死在路上
神爵二年八月,车骑将军韩增派人去敦煌酒泉迎匈奴日逐王,御史大夫发过所,沿途供车供食。三个月后,另一枚简记下一笔谁也没在意的小账:送日逐王的一匹传马,走到冥安病死了,十二岁口。
康居使者那三匹骆驼是肥是瘦
永光五年,五个西域来的人向汉朝告状,只说了一个字:冤。他们献的骆驼被酒泉太守关起门来评成瘦的、黄的,连自己的骆驼都不许看。朝廷下令查,查的是这几匹骆驼一路上到底吃了多少谷。
一乘车能坐几个人有规定
传车分四等,四匹好马叫置传,四匹中等叫驰传,四匹下等叫乘传,一两匹叫轺传。派几匹马、坐几个人、带几个随从,全写在过所上。驿站照这张纸配马、供饭,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口粮,多一匹马就多一份草料。
墓里那套陶鼎是照着铜鼎做的🏛 图证
汉墓里常见的鼎、盒、壶、钫,是照铜礼器做的陶器。用不起铜的,用陶顶;有资格的,也照样摆一套。鼎还多是成对的:这是楚人的偶鼎习惯,被汉朝接了下来。陶器粗糙、无纹,可位置、件数、组合一样不差。
刘邦加了一个北畤凑成五帝
汉二年,刘邦从关东打完仗回来,问秦朝祭的上帝是哪几个。答说四帝,白青黄赤。他问天有五帝怎么只有四个,没人答得上来。他说是等我来凑齐,于是立黑帝祠叫北畤。四帝成了五帝,秦的祝官也一个不换。
汾阴那口鼎和后面的后土祠
武帝在雍地祭完五畤,忽然觉得少了一半:上帝年年亲祭,后土没人管。有司给出方案,在泽中圜丘设五坛,一坛一只黄犊,祭完全埋。地点挑在汾阴脽上,汾河入黄河冲出的高地。祠刚立完,同年夏天,当地一个巫在祠旁挖出一只大鼎,年号都因此改了。
王莽把郊祀搬回长安南北郊
元始五年,王莽把汉家两百年的郊祀账从头算了一遍,从高帝立北畤一直数到哀帝复甘泉,然后请出六十七人的名单,把天地之祠定回长安南北郊。他不只搬家,还改了祭法:正月合祭天地,冬至夏至分祭,高祖配天,高后配地。
雒阳城南七里那座坛还没找到
建武二年,光武帝在雒阳城南七里起了郊兆,圆坛八陛,中起重坛,天地在上,五帝环外,一共摆了一千五百一十四个神位。文献记得这么细,可这座坛至今没挖到。旁边的明堂、辟雍、灵台、太学全挖出来了,尺寸都量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