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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与东亚医学传播
日本、新罗、渤海的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络绎入唐,系统学习唐朝医制与医书,《素问》《本草》《千金方》《新修本草》等由此东传,并据唐太医署、医疾令建立本国医学教育,形成东亚汉字文化圈共同的医学体系,是唐代医学对外影响的主干。
道地药材与州县土贡
唐代以各地所产药物列入州县土贡,《新修本草》《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详记各地所出佳药,如蜀椒、秦归、潞参、阿魏等,初步形成道地药材的产地观念与采集、上贡制度,既保障了官方和太医署用药,也为后世道地药材学说奠定基础。
许胤宗熏蒸治中风
跨陈、隋、唐三朝的医家许胤宗不尚著书、重在临证,相传以黄芪防风汤数十斛置于柳太后床下熏蒸,使中风噤口、昏迷不语的太后药气透肤、当夜能言,成为中医外治熏蒸法的著名案例,其用药贵专、医者意也之论亦载于史册。
乾封二年拂菻国使团带来解毒成药
乾封二年,拂菻国(东罗马)遣使贡献底也伽,这是一种源出地中海世界、用以解毒的复方成药,内含鸦片等数十味,被收入唐代本草长期流传,是中国与拜占庭经丝路进行药物交流的珍贵物证,也是鸦片类药物入华的早期记载。
唐人用银汞合金补牙,比西方早一千一百年
成书于显庆四年的《新修本草》在银、汞等条中记载以银箔与水银合成银膏、用以补齿缺的方法,这是用汞合金充填牙齿龋洞的明确文献,比西方十八世纪的同类记载早约一千一百年,被视为世界牙科史上的创举。
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亲加留意、诏颁《广济方》五卷于天下,择取简便宜用之方令郡县公布,以救偏远无医之民,并在要道处榜示要方,是盛唐国家面向基层推广医药的重要举措,与后来德宗《广利方》一脉相承。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崔知悌灸治骨蒸与痨病传染
初唐医家崔知悌擅长灸法,所传灸骨蒸方专疗骨蒸、传尸一类慢性消耗性疾病,详记潮热盗汗、消瘦咯血、辗转传染家人等表现,以特定穴位施灸、配合扶正调养,是古代辨治结核病并认识其传染性的可贵记录。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陆贽贬官集《陆氏集验方》
唐德宗朝名相陆贽,刚正罢相、被贬忠州后杜门避谤,转而搜集前代与当代验方,历十余年编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一作十五卷),尤重南方瘴乡常见病,备乡人临证之需,是名臣身处逆境而以医术济世的典型。
何家村窖藏的唐代炼丹药具🏛 图证
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千余件,其中一套完整的炼丹、贮药、温药器具与乳石药物,是研究唐代外丹术、贵族服食与医药生活的珍贵实物,直观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唐代金丹服食盛行的记载。
《龙树眼论》与唐代眼科
托名龙树菩萨的《龙树眼论》是隋唐时期传入并本土化的眼科专著,系统论述眼部解剖、多种眼病与金针拨障等手术,反映了印度眼科学随佛教医学东渐、并在唐代发展为独立专科的历史,原书佚而有辑本。
唐代诸帝服金丹之祸
唐代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多位皇帝迷信金丹长生,长期服食含汞铅砷的丹药而慢性中毒、性情躁暴乃至暴崩,重臣与文士亦多服食,深刻暴露了外丹服食之害,也促使后世医学转向内丹与理性养生。
柳枝揩齿与唐代口腔卫生
唐代已普遍以杨柳枝(齿木)一端咬碎成刷、蘸盐或药粉揩齿,配合清水、药水漱口和晨起叩齿,寺院尤守晨嚼齿木之戒,敦煌壁画图像与医书药方皆有印证,是中国较早成体系的刷牙洁齿与口齿保健习俗。
《颅囟经》与儿科独立
托名黄帝、约成书于唐宋之际的《颅囟经》两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提出小儿纯阳之体、脉候未可据凭、用药宜轻等主张,专论婴幼儿受气、脉法、惊痫与诸病,推动了儿科在唐宋间发展为独立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