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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使者的赭面毡裘
开元十八年,吐蕃重臣名悉猎入朝,受赐紫袍金带,却独独退还鱼袋,自称本国无此章服。其赭面、毡裘、韦褐的本色装束,与唐廷威严品色章服对照鲜明,其后赤岭立碑互市,一时归于和好。
渤海郡王习唐衣冠
渤海受唐册封,仿唐设立三省六部,推行唐式官服与章服,朝贺仪卫一同中华,号称海东盛国,衣冠同华自此而始,在东北诸族之中受唐文化影响最深,时人有诗书与华夏相同、衣冠一同中原之誉。
他写了一首诗,说长安人五十年来都学胡妆
元和四年元稹作新题乐府《法曲》,写安史乱后女学胡妆、伎进胡音,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雅乐与夷俗界限在日常生活中渐被消磨,是乱后去胡化焦虑的直接自供,可与白居易《时世妆》并读。
贞元七年定赐衣文采
贞元七年三月,德宗下诏厘定赐衣文采,节度使以鹘衔绶带、观察使以雁衔威仪,使自战乱以来文彩不常的方镇赐服终于有了固定纹样,并为后世所沿用,鹘、雁之取义,一武毅靖内,一行列有序。
贞元金紫与检校官佩鱼
贞元年间,各节度使、观察使府的僚佐多带有检校官与御史宪衔,由府主奏请朝廷赐给绯紫、佩带鱼袋,使章服随幕府官阶大为普及,成为中唐士人绕开吏部铨选而迅速显达的一条仕进捷径,其得之易,名器遂轻。
内外官服色逾制成风
中唐以降,士人、豪富之家私衣朱紫、织用文锦者日益增多,服色公然逾制,上下贵贱几乎无别,朝廷虽屡次下诏严禁,却始终不能真正止绝,成为品色制度弛坏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太和六年王涯重定,亦收效有限。
宦官绿衫绯紫渐升
中唐宦官掌管枢密、宣徽以及诸道监军之任,由旧日绿衫渐次蒙赐绯衣紫袍,地位高者佩金章鱼袋如同外朝大臣,其衣色随着北司权势上升而日趋显贵,外朝南衙为之侧目,其阶多出内降,不循资考。
将士赐服兼鱼袋成例
中唐凡因军功、使职蒙赐绯紫者,多按例兼带鱼袋,赐紫给金鱼袋、赐绯给银鱼袋,袍色与鱼袋连为一体,章服颁给范围由在任正员官扩大到将士、使府,几乎成为固定成例,赐而不兼鱼袋则恩礼不完。
襕袍宽袖为士人之服
中唐士人所穿襕袍衣袖加宽、身围与下摆增长,配合袍下横襕、腰间束带、手中执笏,显得雍容整肃,成为文职身份的象征礼服,与武人开衩便骑的缺胯袍判然分流,也为后世襕衫所取法,其源出马周加襕之议。
杜佑通典论唐代服制
杜佑历仕玄、肃、代、德诸朝,所撰通典于贞元十七年奏上。其礼典对本朝品色服、巾子、冠冕、丧服及历代因革有系统梳理,兼具制度考证与亲历记录之长,其按语考辨沿革,尤见贯通之识,非徒抄撮者可比。
粟特九姓胡的翻领锦袍
中唐六胡州、营州及河北藩镇中的粟特后裔,仍着翻领窄袖锦袍,腰系蹀躞銙带、足着高靴;入仕者渐改唐式圆领幞头,胡汉衣冠随聚落变迁而交杂,旧俗惟于婚祭之际犹存其仿佛,此外多从华制。
因话录赵璘记衣冠
赵璘《因话录》六卷,约成于大中末,记唐初至大中间遗闻,分宫商角徵羽五部。其中人物仪范、参军戏妆、官服称谓诸条,可考中唐以前衣冠制度与朝野风气,是一部谨严有法的唐人手笔,非徒摭拾遗闻者比。
上巳重阳全城人都往这儿来进士放榜也在这儿宴
曲江池在长安东南隅,隋宇文恺因其地高,凿池厌胜并导黄渠入城,称芙蓉园。开元中玄宗疏凿扩充,南置芙蓉苑、紫云楼,西临杏园、慈恩寺。上巳、重阳都人士女云集,新科进士关宴皆在其地。
将作监与工部营缮制度
将作监是唐代掌管土木营建的中央机构,长官大匠一员、少匠二员,总左校、右校、中校、甄官四署及诸材木监,负责两京宫殿、官署、城桥、陵墓修造。工部掌政令工役,将作监专司施工,二者分工配合。
隋唐墓葬等级与砖室墓🏛 图证
隋唐墓葬以墓室多寡、砖土之别和尺寸大小对应官品:双室砖墓属一二品,单室砖墓多在五品以上,庶人用长方形土洞墓,等级序列在考古发掘中清晰可按,玄宗开元以后双室砖墓即渐消失,竖井式墓道亦渐代长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