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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的成都书摊上算命书和字书都是刻版印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柳玭在成都访书,见当地书肆已大量雕版印卖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以及字书、小学一类读物。这说明九世纪后期雕版印刷已从佛像经咒扩到民间日用书,成都成了印刷中心。
唐德宗《贞元集要广利方》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朝廷将德宗主持编集的《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五百八十六首选简效验方颁行天下,并令州府抄写、榜示于村坊要路,使偏僻之地无医可求的百姓也能按方用药,是古代由国家向民间普及验方的重要举措。
悲田养病坊与疠人坊
唐代在两京及各州普设悲田养病坊,依托寺院、官给本钱与田亩,收养贫病、残疾、鳏寡孤独之人,又有疠人坊专门隔离收容麻风病人;会昌灭佛后改名养病坊收归官办,是中国古代官民合办的医疗救济与传染病隔离机构。
金针拨障与印度眼科技艺
唐代眼科因印度医学传入而大有发展,以金针拨治白内障(脑流青盲)最为著名。《外台秘要》详记其病因与金篦决针之法,诗人也屡以金篦刮眼为喻;这一外来技艺与本土眼科相融合,成为唐代中外医学交流的一项突出成果。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书
敦煌藏经洞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数百件隋唐医学写本,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残卷及大量医方、灸经、脉书。它们多为民间实用抄本,保存了古医籍旧貌和基层真实用药面貌,是研究唐代医学传承与社会的一手资料。
唐人用银汞合金补牙,比西方早一千一百年
成书于显庆四年的《新修本草》在银、汞等条中记载以银箔与水银合成银膏、用以补齿缺的方法,这是用汞合金充填牙齿龋洞的明确文献,比西方十八世纪的同类记载早约一千一百年,被视为世界牙科史上的创举。
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亲加留意、诏颁《广济方》五卷于天下,择取简便宜用之方令郡县公布,以救偏远无医之民,并在要道处榜示要方,是盛唐国家面向基层推广医药的重要举措,与后来德宗《广利方》一脉相承。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刘禹锡《传信方》与文人知医
中唐文豪刘禹锡博涉医理,把自己亲验、友人传用有效的简便方剂辑为《传信方》两卷,方求必验、传必有自,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留心医药、以实用验方济世的风气,原书虽佚,部分方剂赖《证类本草》等流传至今。
何家村窖藏的唐代炼丹药具🏛 图证
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千余件,其中一套完整的炼丹、贮药、温药器具与乳石药物,是研究唐代外丹术、贵族服食与医药生活的珍贵实物,直观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唐代金丹服食盛行的记载。
《龙树眼论》与唐代眼科
托名龙树菩萨的《龙树眼论》是隋唐时期传入并本土化的眼科专著,系统论述眼部解剖、多种眼病与金针拨障等手术,反映了印度眼科学随佛教医学东渐、并在唐代发展为独立专科的历史,原书佚而有辑本。
唐代诸帝服金丹之祸
唐代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多位皇帝迷信金丹长生,长期服食含汞铅砷的丹药而慢性中毒、性情躁暴乃至暴崩,重臣与文士亦多服食,深刻暴露了外丹服食之害,也促使后世医学转向内丹与理性养生。
贞元元和间江南大疫的国家应对
安史乱后贞元、元和年间,江南、岭南屡遭水旱与疫疠,朝廷在财政拮据下仍屡下诏书,遣使宣慰、量给医药、减免赋役、官为埋胔,地方官与士绅、寺院也参与救治,展现了唐代中后期疫病应对的机制及其局限。
柳枝揩齿与唐代口腔卫生
唐代已普遍以杨柳枝(齿木)一端咬碎成刷、蘸盐或药粉揩齿,配合清水、药水漱口和晨起叩齿,寺院尤守晨嚼齿木之戒,敦煌壁画图像与医书药方皆有印证,是中国较早成体系的刷牙洁齿与口齿保健习俗。
敦煌本《新集备急灸经》与早期刻书
敦煌藏经洞所出唐咸通二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卷末明言据京中印本传抄,专取急症要穴、图文简要、便于村坊旅途无医之处急用,是研究唐代灸法平民化普及与早期雕版印刷医书传播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