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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亲加留意、诏颁《广济方》五卷于天下,择取简便宜用之方令郡县公布,以救偏远无医之民,并在要道处榜示要方,是盛唐国家面向基层推广医药的重要举措,与后来德宗《广利方》一脉相承。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崔知悌灸治骨蒸与痨病传染
初唐医家崔知悌擅长灸法,所传灸骨蒸方专疗骨蒸、传尸一类慢性消耗性疾病,详记潮热盗汗、消瘦咯血、辗转传染家人等表现,以特定穴位施灸、配合扶正调养,是古代辨治结核病并认识其传染性的可贵记录。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独参汤与唐代救脱用药
以大剂量人参浓煎急救气脱危证的独参汤,在唐代《千金》《外台》中已见明确运用,于大失血、大汗、大泻后元气欲脱之候重用人参益气固脱,开后世补气救脱法门,是中医急证用药药味精专的经典创造。
刘禹锡《传信方》与文人知医
中唐文豪刘禹锡博涉医理,把自己亲验、友人传用有效的简便方剂辑为《传信方》两卷,方求必验、传必有自,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留心医药、以实用验方济世的风气,原书虽佚,部分方剂赖《证类本草》等流传至今。
陆贽贬官集《陆氏集验方》
唐德宗朝名相陆贽,刚正罢相、被贬忠州后杜门避谤,转而搜集前代与当代验方,历十余年编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一作十五卷),尤重南方瘴乡常见病,备乡人临证之需,是名臣身处逆境而以医术济世的典型。
何家村窖藏的唐代炼丹药具🏛 图证
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千余件,其中一套完整的炼丹、贮药、温药器具与乳石药物,是研究唐代外丹术、贵族服食与医药生活的珍贵实物,直观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唐代金丹服食盛行的记载。
《龙树眼论》与唐代眼科
托名龙树菩萨的《龙树眼论》是隋唐时期传入并本土化的眼科专著,系统论述眼部解剖、多种眼病与金针拨障等手术,反映了印度眼科学随佛教医学东渐、并在唐代发展为独立专科的历史,原书佚而有辑本。
唐代诸帝服金丹之祸
唐代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多位皇帝迷信金丹长生,长期服食含汞铅砷的丹药而慢性中毒、性情躁暴乃至暴崩,重臣与文士亦多服食,深刻暴露了外丹服食之害,也促使后世医学转向内丹与理性养生。
贞元元和间江南大疫的国家应对
安史乱后贞元、元和年间,江南、岭南屡遭水旱与疫疠,朝廷在财政拮据下仍屡下诏书,遣使宣慰、量给医药、减免赋役、官为埋胔,地方官与士绅、寺院也参与救治,展现了唐代中后期疫病应对的机制及其局限。
《颅囟经》与儿科独立
托名黄帝、约成书于唐宋之际的《颅囟经》两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提出小儿纯阳之体、脉候未可据凭、用药宜轻等主张,专论婴幼儿受气、脉法、惊痫与诸病,推动了儿科在唐宋间发展为独立专科。
敦煌本《新集备急灸经》与早期刻书
敦煌藏经洞所出唐咸通二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卷末明言据京中印本传抄,专取急症要穴、图文简要、便于村坊旅途无医之处急用,是研究唐代灸法平民化普及与早期雕版印刷医书传播的珍贵文献。
宋清卖药与长安西市药行
中唐长安西市药商宋清以诚信好义著称:药材求优、贫者持券亦可赊药、岁末尽焚债券不催,士大夫争与之交,柳宗元特作《宋清传》以讽喻势利,由此可见唐代长安药市的行会经营、赊券信用与药商的社会角色。
唐代成都药市与三月九日药市
中晚唐成都药市繁盛,相传以三月九日玉局观药市最著,川蜀所产川芎、当归、附子、巴豆等道地药材在此集散,形成定期集市与采药、贸易、游赏合一的民俗,是唐代地方药材市场与川蜀药业兴起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