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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贬官集《陆氏集验方》
唐德宗朝名相陆贽,刚正罢相、被贬忠州后杜门避谤,转而搜集前代与当代验方,历十余年编成《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一作十五卷),尤重南方瘴乡常见病,备乡人临证之需,是名臣身处逆境而以医术济世的典型。
两京驿道与长安洛阳大路🏛 图证
长安至洛阳的驿道为全国路网主轴,东出潼关,经华阴、陕州,穿崤函险道,过石壕、渑池、新安而达洛阳,全程八百五十里,三十里一驿,馆驿二十余所。政令、贡赋、官员、商旅皆取此途,崤山南北复线视水时令选用。
渡口、津渡与渡船
唐代江河津渡由官府设船渡人,渡者须持过所、公验勘验。黄河有河阳、盟津、风陵等要津,长江有扬子、采石等渡,官渡按冲僻分等,大渡配船数艘、水手十余人轮值。官渡之外有民渡,私渡夜渡皆有罪,津渡制度与关防、驿路相辅而行。
王焘《外台秘要》
唐玄宗时,久在弘文馆任职、得以遍阅皇家秘府医书的王焘,积二十余年之功广搜前代与当代方论,编成《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载方六千余首,引书皆标出处,保存了大量今已亡佚的晋唐医籍。
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中晚唐之际,隐居江西钟村的蔺道人将所传理伤之法授人,后人辑成《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一卷,系统记载骨折脱臼的复位、夹缚固定与内外用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正骨理伤的基本法门由此立下。
甄权甄立言兄弟与针灸明堂
由隋入唐的甄权、甄立言兄弟以医术名世,兄甄权尤精针灸,寿逾百岁,相传为鲁州刺史一针治愈风痹,唐太宗亲临其第问药;他奉旨考校明堂、绘人形经络图,对初唐针灸腧穴的厘定和《千金方》明堂学说影响深远。
唐德宗《贞元集要广利方》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朝廷将德宗主持编集的《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五百八十六首选简效验方颁行天下,并令州府抄写、榜示于村坊要路,使偏僻之地无医可求的百姓也能按方用药,是古代由国家向民间普及验方的重要举措。
隋炀帝敕编《四海类聚方》
隋炀帝大业年间命医官广集天下医方,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海类聚方》二千六百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修方书之一,与《诸病源候论》相表里,一主方、一主论;全书后世散佚,仅赖史志著录与诸书征引知其大略。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书
敦煌藏经洞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数百件隋唐医学写本,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残卷及大量医方、灸经、脉书。它们多为民间实用抄本,保存了古医籍旧貌和基层真实用药面貌,是研究唐代医学传承与社会的一手资料。
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亲加留意、诏颁《广济方》五卷于天下,择取简便宜用之方令郡县公布,以救偏远无医之民,并在要道处榜示要方,是盛唐国家面向基层推广医药的重要举措,与后来德宗《广利方》一脉相承。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刘禹锡《传信方》与文人知医
中唐文豪刘禹锡博涉医理,把自己亲验、友人传用有效的简便方剂辑为《传信方》两卷,方求必验、传必有自,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留心医药、以实用验方济世的风气,原书虽佚,部分方剂赖《证类本草》等流传至今。
贞元元和间江南大疫的国家应对
安史乱后贞元、元和年间,江南、岭南屡遭水旱与疫疠,朝廷在财政拮据下仍屡下诏书,遣使宣慰、量给医药、减免赋役、官为埋胔,地方官与士绅、寺院也参与救治,展现了唐代中后期疫病应对的机制及其局限。
唐代成都药市与三月九日药市
中晚唐成都药市繁盛,相传以三月九日玉局观药市最著,川蜀所产川芎、当归、附子、巴豆等道地药材在此集散,形成定期集市与采药、贸易、游赏合一的民俗,是唐代地方药材市场与川蜀药业兴起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