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御史,一起被贬出京城
一句话提要
吕诲、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疏要求收回成命,前后上了七八道,最后三个人一起被贬出京城。司马光等自请同贬,朝廷一个一个驳回。王珪劝司马光别争了,英宗说了一句「不宜责之太重」。
🖼 历史场景
详细说明
反对的人里,御史台最硬。御史是管纠弹的官。纠弹的对象,包括宰相。这次他们弹的是韩琦和欧阳修。领头的是吕诲。吕诲当时是御史中丞。他上了好几道奏,一道比一道重。最重的一道,直接说韩琦专权。
专权这两个字,是杀头的罪名。韩琦没接这个话。
接着上的是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他上的奏,讲的是礼。还有吕大防。三个人,三道奏,一起递上去。递上去之后,朝廷没回话。没回话,他们就再上。上了七八道。最后朝廷回话了。回的是:三个人一起贬出京城。吕诲贬到蕲州。范纯仁贬到安州。吕大防贬到休宁。三个地方,都在外路。外路就是离开开封。离开开封,就离开了权力中心。
这一贬,台谏炸了。司马光当时在谏院。他上奏,请求同贬。同贬的意思是,要贬一起贬。这话很硬。朝廷没理他。还有别人也请求同贬。一个接一个。朝廷一个一个驳回。
这时候王珪出来打圆场。王珪是主张称皇伯的。他跟司马光说,别争了。争下去,执政的位置就没了。这话是安抚,也是提醒。司马光没听。他说,位置可以不要,理不能不讲。英宗也说了话。他说,不宜责之太重。这句话是对贬官说的。意思是别贬太狠。所以三个人都没贬远。蕲州、安州、休宁,都在江淮一带。不是岭南,不是海南。这就是皇帝的分寸。
分寸这个东西,在党争里很要紧。贬得太狠,就是结死仇。结死仇,以后没法见面。贬得轻,还有回头的余地。这一次,余地留了。
吕诲后来死在蕲州,没回来。范纯仁后来做到宰相。吕大防后来也做到宰相。两个人都是元祐年间的重臣。一贬一升,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濮议这件事一直没完。因为名分定了,人心没定。人心没定,一有机会就翻。
元丰八年,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旧党回来了。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旧账。濮议的旧账,也翻了一次。翻的结果,是维持原议。因为称亲这个说法,两边都能接受。折中的好处就在这里。它不让人满意,可它让人过得去。过得去,就能用。这一用,用到南宋。南宋的礼官,还照着称亲办。一个折中的词,用了两百年。回头看三个御史这一贬。他们输了官,赢了名。名这个东西,宋朝人看得很重。重到可以拿官去换。
换来的名,写进了史书。史书里,他们是直臣。直臣这两个字,比宰相值钱。
历史意义
三个御史一贬,台谏和宰执的裂痕就公开了。英宗说「不宜责之太重」,是留余地。党争一旦结死仇,朝廷就没法办事。这条分寸,宋朝一直想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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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参考文献
-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一《吕诲传》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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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由本站撰写 · 引文献 3 种,原文已标注出处 · 最后校订 2026-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