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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四部医典》
约八世纪至十二世纪间,吐蕃名医宇妥·宁玛云丹贡博等汇集藏地经验,融合中原、印度、波斯医学逐步编定《四部医典》,以根本、论说、秘诀、后续四部系统阐述三因学说与理法方药,是藏蒙医学共同的奠基经典。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
隋唐之际的杨上善将《素问》《灵枢》内容分类重编并加注,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分类注本。其注保存了唐初《内经》古本面貌,书中首重养生;作者为通医道的道士,生平年代学界尚有隋大业、唐初两说。
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
中唐宝应年间,号启玄子的王冰历时十二年,将散乱残缺的《素问》重新编次、补缺并详加注释,于宝应元年成《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今本《素问》的篇目与阐释基本由他奠定,其中五运六气七篇大论对后世医学影响尤深。
唐德宗《贞元集要广利方》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朝廷将德宗主持编集的《贞元集要广利方》五卷、五百八十六首选简效验方颁行天下,并令州府抄写、榜示于村坊要路,使偏僻之地无医可求的百姓也能按方用药,是古代由国家向民间普及验方的重要举措。
唐律中的医药律令
《唐律疏议》以国家刑典规范医疗与药品:医生故违本方、欺诈疗病、用药针刺误不如方致人死伤,以及以毒药药人、出售毒药、出售变质肉物致人食病等,都有明确罪名与刑罚,还规定诸医违背本方须依过失杀伤论处,开了医事立法的先河。
香药入华与外来胡药
随着陆上丝路与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胡椒、阿魏、安息香、苏合香、没药、血竭、诃黎勒等大批域外香药在唐代源源不断输入,被纳入本草、用于合药与薰疗,波斯、粟特胡商多营其利,丰富了中国药物学,也使香药成为唐与海外贸易的大宗。
唐代服石炼丹与外丹流弊🏛 图证
承魏晋余风,隋唐皇室贵族与士大夫中盛行服石炼丹,饵寒食散、炼金丹以求长生,却屡致中毒、燥渴、痈疽乃至暴亡。唐代多位帝王之死与丹药有关,医家在批判与救治中积累了矿物药和中毒辨治经验,外丹术也在客观上孕育了早期化学实践。
遣唐使与东亚医学传播
日本、新罗、渤海的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络绎入唐,系统学习唐朝医制与医书,《素问》《本草》《千金方》《新修本草》等由此东传,并据唐太医署、医疾令建立本国医学教育,形成东亚汉字文化圈共同的医学体系,是唐代医学对外影响的主干。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书
敦煌藏经洞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数百件隋唐医学写本,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残卷及大量医方、灸经、脉书。它们多为民间实用抄本,保存了古医籍旧貌和基层真实用药面貌,是研究唐代医学传承与社会的一手资料。
道地药材与州县土贡
唐代以各地所产药物列入州县土贡,《新修本草》《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详记各地所出佳药,如蜀椒、秦归、潞参、阿魏等,初步形成道地药材的产地观念与采集、上贡制度,既保障了官方和太医署用药,也为后世道地药材学说奠定基础。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独参汤与唐代救脱用药
以大剂量人参浓煎急救气脱危证的独参汤,在唐代《千金》《外台》中已见明确运用,于大失血、大汗、大泻后元气欲脱之候重用人参益气固脱,开后世补气救脱法门,是中医急证用药药味精专的经典创造。
《颅囟经》与儿科独立
托名黄帝、约成书于唐宋之际的《颅囟经》两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提出小儿纯阳之体、脉候未可据凭、用药宜轻等主张,专论婴幼儿受气、脉法、惊痫与诸病,推动了儿科在唐宋间发展为独立专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