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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跪坐到垂足坐隔了几百年
汉魏的人坐在地上,跪坐或者盘腿。汉末从西域传进来一种折叠小凳,叫胡床,人开始坐高。唐代椅子还少,只在寺院和宫廷里见。到了宋代,椅子进了寻常人家,桌案也跟着长高。中国人从席地而坐改成垂足而坐,这件事到宋代才做完。
汴河在四条漕河里排第一
北宋的京城在开封,自己不产粮,全靠水路运进来。通到京城的有四条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太平兴国六年记了一笔账,四条河一共运五百五十万石,汴河一条就占了四百万石。剩下三条河加起来,还不到它的三成。
六百万石是景德四年定下的死数
六百万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数。至道初年是五百八十万,大中祥符初年涨到七百万,景德四年才定下六百万,写成岁额。定额一写,就没人敢往下调。沈括把这六百万石摊到六个路,一路多少,记在他那本笔记里。
米在真扬楚泗四个州的仓里换船
六路的米不是一条船从产地运到京城,中间要换一次船。换船的地方在真州、扬州、楚州、泗州,四个州都有转般仓。米从江南来装小船,到这四个州卸下过秤入库,再换大船往汴京走。这一卸一装,叫转般。
针盘由火长一个人管
船上管方向的人叫火长。吴自牧写: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针盘上画二十四个方位,针指到哪个字就是哪个方向。火长一个人管,不能有第二个人碰,错了要有人负责。
一千四百多处站赤,铺和站分着管
元朝有两种通信,铺送文书,站送人。站叫站赤,是蒙古话的音译,管使臣、官员、货物的转运。站分陆站水站,陆站用马牛驴车,水站用船。《元史·兵志》记总计站赤一千四百余处,中书省腹里最多,一百九十多处。
熙宁五年让城里商户养马,养一匹免税🏛 图证
官养不行就试民养。熙宁五年王安石推户马法,让坊郭户养马,养一匹免一部分税。可城里人不会养马,院子小跑不开,养大了被征走又舍不得,于是买劣马应付。实行几年,收上来的马多是不能用的。
元丰七年改成按都保养五十匹
户马法不行,元丰七年改推都保养马法。十家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一个都保五百家,规定养马五十匹,十家一匹。可马不能劈开,总有一家出整匹,总有一家出工夫,摊派摊到纸上很轻,摊到人身上很重。
养一匹官马一年要二十七贯
熙宁年间官养一匹马,一年要二十七贯。那时候一石米大约一贯,二十七贯就是二十七石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一年。草料占一半以上,还有马夫、医药、蹄铁鞍具。养一年等于再买一匹,所以养马是赔本买卖。
一年最多运了三百五十二万石
元朝海运的岁额,从四万六千石起,一路加到三百万石。天历元年运了三百五十二万五千一百七十五石,是最高纪录。这个数,比运河最多的时候还多,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粮运。三百多万石,是元朝海运的顶。
使臣住驿站按品级给饭
元朝的驿站管吃管住,可不是随便吃。使臣到站,按品级给米、面、肉、酒,一品一个数,九品一个数,一档一档排下来。这套分例写在《元史·兵志》里,细到每天几升几斤,站官照着单子给,多给要罚。
站户逃亡,驿站就塌了
站户出马、出车、出船、出粮、出草料,换来免差役。可摊派一年比一年重,站户撑不住就逃。逃一户,找亲戚邻居顶,顶不住再逃。元中后期站户逃亡严重,驿站跟着塌,这是元朝交通的根子问题。
临安的街道窄得人多时走不动
临安是南宋的都城,人口过百万,可街道窄。御街宽的地方几十步,巷子只有几尺。铺席连门俱是,买卖昼夜不绝,人多的时候挤得走不动。一座都城挤在山水之间,宽不起来。一座都城挤在山水之间,宽不起来。
州桥正对着大内的门
州桥在汴河与御街交叉的地方,正对着大内宣德门。《东京梦华录》写: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桥下是汴河,桥北是皇宫,桥南是闹市。这个位置,让它成了汴京最要紧的一座桥,也成了最热闹的夜市。
景德年那次郊祀花了七百多万🏛 图证
真宗景德年间办的那次郊祀,花了七百多万,比至道年间整整多出两百多万。同一年还有东封泰山,八百多万,祀汾阴和上宝册又添了二十万。这三笔大账,共记在丁谓编的《景德会计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