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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在河西立木表比商鞅早了三十年
比商鞅早约三十年,吴起在魏国的西河做过同样的事。他在城南门外立了一根木表,说谁能把它推倒,就让他做长大夫,一句话给一个爵位。赏的不是钱,是身份,是能传给儿孙的东西,这个价没人开过。
表立出去第一天没人动,第二天抢着动
表立出去,到了第二天太阳偏西,没有一个人动。百姓私下说:这肯定不算数。有一个人说,去试试,不给赏就算了,能损失什么。他推倒了表,然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吴起,一句多话没有,也没多问。
吴起第二次立表谁抢谁白抢
过了些日子,吴起又立了一根表,令跟上次一模一样。这回城里的人守着门抢,表被推得东倒西歪。结果这一次,谁也没拿到赏,一个都没有。同样是立表,同样是给赏,这回谁上谁白上,这回轮到谁算错了。
商鞅把法改叫律,一个字的差别走了两千年
商鞅到秦国以后做了一件事,四个字:改法为律。李悝编的那六篇原来叫法,商鞅接手之后叫律。一个字的差别,往后两千年都跟着这个字走,从秦律到汉律,再到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
鼎上铸不了几条,木牍上能写一百多字
同样一部法,铸在鼎上、写在竹简上、刻在木牍上,能装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鼎上只能铸一个大概,简上能写细则,木牍上能写条文加数字。法能写多细,一半取决于有没有地方写,另一半才取决于想不想写。
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
周代把地分成两圈,城和近郊叫国,外面叫野。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这条界线不画在地上,画在谁该拿武器上。能当兵的人有多少,仗就能打多大。这条线一破,仗就从贵族的荣誉变成国家之间的消耗,规模也跟着翻上去。
士这个字,本来是拿武器的人
士农工商四民里,士排第一。可士最早不是读书人,是武士。甲骨文里的士像一把斧钺,金文里的士像一个正面站着拿武器的人。士变成读书人,是春秋末到战国的事,中间隔了好几百年。这个字的意思,前后换过两次。
男子到岁数,名字就上名册
战国的县衙里有一本册子,记着谁家有几口人,男子几岁,身体什么样。到了岁数就上名册,上了名册就能被征。国家要兵,不再问贵族要,翻开册子点名。点完名,还得挨家挨户去催,催不到就罚。
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车要跑得开,战场得先挑平的
车不是哪儿都能用。《司马法》把地形分成两类,险地说人为主,平地车为主。所以春秋那些有名的大仗,地点挑来挑去总在几条大河边上的平原。车走不了的地方,仗就打不起来。一句话,就是一条选战场的规矩。
车兵没消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战国的车不再是冲阵的主力,可它没退场。载弩、载粮、结阵当垒,活换了一批。一种兵器退到边上,往往不是消失,是改了行。位置换到了边上,可它还在场上。车没少,是干的活变了,位置也跟着变了。
像蚂蚁一样往墙上爬
攻城有一招叫蚁附:人挤着人,像蚂蚁上树一样往墙上爬。这一招不用器械,只要人多。《孙子·谋攻》专门警告它:将帅忍不住气,叫士兵蚁附,死掉三分之一,城还拿不下来,这叫攻之灾。
没有一种木工是造船的
《周礼·考工记》把攻木的工匠分成七种:做车轮的、做车厢的、做弓的、做戈戟木柄的、管宫室的、做车的、做礼器的。七种一种一种都有名,有做法,有尺寸,有检验的法子。七种里没有一种是造船的。
一个说要少打,一个说必须攻人家不守的地方
《孙子》讲全胜,最好是不打就让人服。《孙膑兵法》讲的是另一路:必攻不守。一定要打对方不设防的地方。一个想的是怎么不打,一个想的是怎么打进去。两部书隔一百多年,路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