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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里一驿,全国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急件日行五百里🏛 图证
唐代以三十里一驿遍置水陆驿站,《唐六典》载全国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备马船以供传送诏令章奏、迎送官员使节,驿务归兵部驾部,马船数额依驿路闲剧分等,赦书急递日行五百里,构成覆盖全国的交通通信网络。
从扬州出发六次十二年才踏上日本的岸🏛 图证
扬州高僧鉴真应日僧荣睿、普照之请,自天宝二载起六次东渡,屡遭风浪与官府阻拦,双目失明而志不夺,天宝十二载(753)终抵萨摩,次年入奈良,建唐招提寺、授戒传律,为日本律宗之祖。
大运河的规划与永济渠、通济渠
隋炀帝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规划南北水运网,大业元年(605)由皇甫议主持开通济渠,四年发河北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连同邗沟、江南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一体,奠定后世漕运格局。
邗沟与江南河的疏浚
大业元年(605)隋廷征淮南民十余万重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六年(610)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连贯六朝旧水道,把太湖流域正式纳入全国漕运网络,唐代称山阳渎,为漕运咽喉。
隋唐漕运制度与东南粮运
唐都长安,仰给关东江淮,唐初岁漕不过一二十万石。东南租庸调自扬州入斗门,候淮、汴、河涨落而行,三门峡砥柱为最大险阻;显庆中褚朗凿山不成,中宗时杨务廉开栈道挽舟,皇帝屡率百官东赴洛阳就食。
裴耀卿转搬法与分段漕运
裴耀卿开元十八年首陈漕弊,二十一年复请罢陕陆运、置仓节级转搬。次年拜相兼江淮河南都转运使,置河阴等四仓,开三门十八里车路避险,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省佣钱三十万缗,玄宗自是不复东幸就食。
刘晏改革漕运与盐运
广德二年(764)刘晏受命为江淮河南转运使,疏浚汴河、恢复断绝的漕路,以分段转搬、囊米袋装岁运粟一百一十万石;又改革盐法,亭户粜商、巡院缉私、远地设常平盐,盐利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财赋盐利居半。
运河沿岸城市与河阴仓
开元二十二年(734)裴耀卿于汴河入河处置河阴县、河阴仓,江淮漕船至此交卸返航,仓城输场带动河阴兴起。沿线汴州、宋州、埇桥、泗州、楚州、扬州连成城市带,皆因河而兴,亦随漕路通塞而盛衰。
关中漕渠与广通渠
渭水浅涩沙深,漕船入关常经年不达。开皇四年(584)隋文帝命郭衍、宇文恺循汉漕渠故道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广通渠,一称富民渠。唐天宝初韦坚重开为广运潭,岁运山东粟四百万石,安史后渐淤废。
江南道路与大庾岭路🏛 图证
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新路,岭脊成坦途,北江至虔州赣水水陆相接,广州香药珍货由此北上、内地丝绸瓷器由此出海,为海上丝路陆上延长线。长安至岭南另有蓝武荆湘驿路,入闽道路尚险。
水驿与水陆相兼驿
唐代驿分水、陆、水陆相兼三类,《唐六典》载水驿二百六十所、相兼八十六所。水驿按事繁简备二至四只船,每船给水夫三人,集中于江淮岭南。开元、大中间屡整顿水驿浮费,并禁一道券牒水陆两处祗供。
内河船与长江航运🏛 图证
唐代东南诸郡皆通水,长江商船最盛,蒲帆大者数十幅,候风信而行;大历贞元间俞大娘航船最大,婚娶种植皆在船上,南至江西北至淮南。三峡水急,舟行恃本地篙工,汉水赣江等水系亦舟楫相望。
造船业与洪州、扬子船场
唐代官营造船以洪州、扬州扬子船场最负盛名。洪州自唐初即为江船营造重地,刘晏主持漕政后在扬子置十场专造漕船,造船定额与物料钱皆有成规,带动了江南船坊的普遍发展,海船则多造于扬、福、广、泉。
扬州、泉州与明州港
唐代海港除广州外,扬州居江海运河之会,是蕃商巨贾聚集的国际都市,时人有扬一益二之目;泉州在开元间渐成蕃舶往来之地;明州则是东渡日本、新罗的主要起发港。三港并兴,构成海上贸易的东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