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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这个词,是管仲给商人安排住处时留下的
「市井」这两个字,最早跟管仲安排商人住处的一句话连在一起,那句「处商就市井」在《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里都有。它为什么这么连,古人有三种说法:井边交易、市形如井、因井田为市。
齐桓公在宫里开了七个市场
「女闾」这两个字,古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读法:一种说它是宫里设的一处市,让女子住在里面;一种说是官妓。原文出自《战国策·东周策》,讲的是齐桓公在宫中设市、管仲替他遮掩这件事。读法差得这么远,是因为原文只有四个字。
市场里还有人专门管争讼
孟子说古代市场「有司者治之耳」,朱熹注:治的是争讼。《周礼》给管市的官排了一整套职名——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管的都是秩序。不过《周礼》成书在战国晚期到西汉,不是周公的官制。
士农工商四种人,各住各的地方,儿子还干老子那一行
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里,有一条是把人按职业分开住。士住清静地方,工匠住官府边上,商人住市场,农民住田野。理由说得很实在:几样人杂住一处,说话口音就乱了,干活也不安心。代价是儿子接着干老子的行当,一辈一辈往下传。
郑国国君跟商人立过誓,我不强买你的东西
晋国韩起在郑国看上一只玉环,一半在郑伯手里,一半在郑国商人手里。他先向郑伯要,子产不给;转头找商人买,价都谈成了,商人说必须报告国君。子产就把郑国开国时的盟誓背了一遍:誓词两头都管,一头管商人不离心,一头管国君不硬来。
子贡一出场,就是四匹马拉的车队
孔门弟子里,子贡是最有钱的一个。他在曹、鲁之间做买卖,赚得比同门都多。出场是四匹马驾的车队,带着成捆的丝帛去聘问诸侯,到哪个国家,国君都跟他分庭抗礼——不在堂下当臣子见,在庭里对等相见。孔子名扬天下,有一半是他推的。
范蠡改名换姓三次,最后叫陶朱公
越国灭吴之后,范蠡走了。他说计然的办法有七条,越国用了五条就成功,剩下的想用在自己家里。他坐一条小船漂出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叫朱公。他一辈子赚了三回大钱,散了两回,散给的是穷朋友和远亲。
计然说,看天吃饭也能算出六年一丰六年一旱
计然给越王勾践算过一本账:岁星在金位就丰收,在水位就歉收,在木位就饥荒,在火位就旱。旱年要备船,水年要备车。六年一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次大饥。粮价太低伤农,太高伤商,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两头都不亏。
白圭做买卖像打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是周人,魏文侯时候做买卖。他的法子只有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谷子熟了收谷、卖丝漆;茧子下来收帛絮、卖粮食。他说自己治生产像伊尹、吕尚用谋,像孙吴用兵,像商鞅行法,智勇仁强缺一样都别学。
猗顿靠一池盐起家,郭纵靠打铁
司马迁写战国的富商,只用一句话带过两个人:猗顿靠池盐起家,邯郸那位郭纵靠冶铁,家产与国君相当。猗顿本来是鲁国的穷读书人,种地常饿、养蚕常冷,去问范蠡,范蠡告诉他:想快富,养五样母畜。他养了十年牛羊,才转做盐。
司马迁给富分了三等,做买卖只排第二
种地来的富排第一,做买卖来的排第二,盗墓赌博来的排最下。司马迁给富分了三等。排在中间那个,恰恰是当时最来钱的行当。他知道做买卖赚得快,可还是把它放在种地后面。承认事实,再给事实定位置,这两件事他分得很清。
农工商虞四行,不用谁下令就自己转起来
农种地,虞取货,工做器,商运货,四步走完东西才到人手里。可这四步不是官府排的班,是各人为自己那点好处自己走出来的。司马迁说这像水往低处流,不用谁推。所以四业不用管,天下也不缺货。
一个商号的家当里有一千辆牛车
司马迁给大商人算过一笔账:在通邑大都做买卖,家当里得有轺车一百辆、牛车一千辆。这不是随口夸富,是按一年能做多大生意倒推出来的。账在《货殖列传》里,列了二十几样货,样样按千算。
李牧把市场的租税全拿去给士兵加餐
李牧守雁门,赵国北边。他做了一件别的主将不敢做的事:防区里市场的租税,一文不交国库,全进了自己的幕府,用来养兵。赵王还给了他一个权限,官吏可以自己任命。等于让他自己管钱、自己管人。
《管子》说国家要抓住粮和钱两头
《管子》开头挨着的两句话,加起来一共二十来个字,讲的是国家该拿什么去管什么:粮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钱是让货走起来的工具。会治国的人,拿着钱这个工具去管粮那个命,而不是拿粮去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