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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道题全在算堤坝和粮仓要多少土方
唐初数学家王孝通撰成《缉古算经》,用二十道题讨论土木工程的体积、容积与勾股测量,系统给出世界上最早的三次方程数值解法。他拿三次方程求堤坝、仓窖的尺寸,把古代代数学往上推了一截。
九世纪的成都书摊上算命书和字书都是刻版印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柳玭在成都访书,见当地书肆已大量雕版印卖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以及字书、小学一类读物。这说明九世纪后期雕版印刷已从佛像经咒扩到民间日用书,成都成了印刷中心。
太医署的学生分四科,按月按季考试
隋唐太医署既是宫廷医疗机构,又是体系完备的国家医学院,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各置博士、助教分科授徒,按月按季考试,并据疗效定医师升降,是世界上较早的官办医学校之一,日本、新罗的医令多取法于此。
甄权甄立言兄弟与针灸明堂
由隋入唐的甄权、甄立言兄弟以医术名世,兄甄权尤精针灸,寿逾百岁,相传为鲁州刺史一针治愈风痹,唐太宗亲临其第问药;他奉旨考校明堂、绘人形经络图,对初唐针灸腧穴的厘定和《千金方》明堂学说影响深远。
唐代服石炼丹与外丹流弊🏛 图证
承魏晋余风,隋唐皇室贵族与士大夫中盛行服石炼丹,饵寒食散、炼金丹以求长生,却屡致中毒、燥渴、痈疽乃至暴亡。唐代多位帝王之死与丹药有关,医家在批判与救治中积累了矿物药和中毒辨治经验,外丹术也在客观上孕育了早期化学实践。
他不只传戒律还把辨药的本事留在了奈良
盛唐律宗高僧鉴真六次东渡、双目失明而不辍,终抵日本传授戒律,也把中国医药带到奈良。他辨药、用药经验在日本被尊为医药之祖,所传方药长期影响汉方医学,日本医药界至今追思,是唐代医学向东亚传播的标志性人物。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书
敦煌藏经洞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数百件隋唐医学写本,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残卷及大量医方、灸经、脉书。它们多为民间实用抄本,保存了古医籍旧貌和基层真实用药面貌,是研究唐代医学传承与社会的一手资料。
唐人用银汞合金补牙,比西方早一千一百年
成书于显庆四年的《新修本草》在银、汞等条中记载以银箔与水银合成银膏、用以补齿缺的方法,这是用汞合金充填牙齿龋洞的明确文献,比西方十八世纪的同类记载早约一千一百年,被视为世界牙科史上的创举。
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亲加留意、诏颁《广济方》五卷于天下,择取简便宜用之方令郡县公布,以救偏远无医之民,并在要道处榜示要方,是盛唐国家面向基层推广医药的重要举措,与后来德宗《广利方》一脉相承。
龙门石窟药方洞与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将约一百四十首验方刻于洞壁,药多常见、用法平近,供往来行人抄录自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药方。其造像始于北魏,药方镌刻年代有北齐、北齐至唐、唐代三说,体现了佛教福田思想与民间医药普及的结合。
张文仲、韦慈藏与初唐侍医
武周前后的张文仲、韦慈藏与秦鸣鹤等并为初唐宫廷名医。张文仲特善风疾,奉诏撰《疗风气诸方》,主风气因服食失节而生、用药须依病状与时节;韦慈藏官至光禄大夫,后被民间尊为药王,与孙思邈同享庙祀。
《龙树眼论》与唐代眼科
托名龙树菩萨的《龙树眼论》是隋唐时期传入并本土化的眼科专著,系统论述眼部解剖、多种眼病与金针拨障等手术,反映了印度眼科学随佛教医学东渐、并在唐代发展为独立专科的历史,原书佚而有辑本。
唐代诸帝服金丹之祸
唐代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多位皇帝迷信金丹长生,长期服食含汞铅砷的丹药而慢性中毒、性情躁暴乃至暴崩,重臣与文士亦多服食,深刻暴露了外丹服食之害,也促使后世医学转向内丹与理性养生。
敦煌本《新集备急灸经》与早期刻书
敦煌藏经洞所出唐咸通二年写本《新集备急灸经》,卷末明言据京中印本传抄,专取急症要穴、图文简要、便于村坊旅途无医之处急用,是研究唐代灸法平民化普及与早期雕版印刷医书传播的珍贵文献。
宋清卖药与长安西市药行
中唐长安西市药商宋清以诚信好义著称:药材求优、贫者持券亦可赊药、岁末尽焚债券不催,士大夫争与之交,柳宗元特作《宋清传》以讽喻势利,由此可见唐代长安药市的行会经营、赊券信用与药商的社会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