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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车兵没消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战国的车不再是冲阵的主力,可它没退场。载弩、载粮、结阵当垒,活换了一批。一种兵器退到边上,往往不是消失,是改了行。位置换到了边上,可它还在场上。车没少,是干的活变了,位置也跟着变了。
一支大军里,骑兵只占一个零头
战国策里报家底,带甲动辄数十万,车以千计,骑只有几千到一万。按这个比例算,几十个步兵才配得上一个骑兵。这不是策士写错了,是马就那么少。骑兵在战国是精锐里的精锐,从来不是主力。
骑兵干的三样活,没有一样是正面冲
《六韬》有一句话把骑兵的用处说完了:追打败退的兵,截断敌人的粮道,打那些来去不定的散兵。三样,没有一样是正面冲阵。车用来陷坚阵,骑用来跟在后头。这个分工写在书上,也写在战场上。
戈到底是勾的还是啄的
戈头横着装在柄上,刃朝下。这个装法让它的用法成了问题:是横着扫过去,还是往前一啄再往回带?清代学者、民国学者、现在的考古学家,说法一直不统一。一件用了一千多年的兵器,怎么用还在争。
一根杆上串了三个戈头
曾侯乙墓里出一批戟,有的柄上一个戈头一个矛头,有的装了三个戈头。杆三米多长,三个戈头一个比一个低,一送出去,上中下三个高度都能勾到。加刃是加法,可加法有上限,加到某个数就得停。
剑的长度,是手臂加一截
剑是用来贴身的。戈和矛够得着一丈外的人,剑只够得着三尺内。所以剑不能太长,长了转不动;也不能太短,短了够不着。战国墓里出的剑,五十厘米上下最常见。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它是量出来的。
铁先做锄头,最后才做甲
铁出来以后,先用在哪儿?不是兵器,是锄头、是犁、是斧。农具量大、要求低,坏了再打一把。兵器要韧,铁脆了会断,得反复锻。甲最难:要大片、要薄、要韧、还要能弯。所以铁甲出现得最晚。
三个面的箭头,比两个翅的好造
商周的箭头多是两个翅的,两个翅张开,像一只燕子。战国晚期起,三个面的箭头多起来,秦俑坑里出的几乎全是三棱。三个面好在哪里?不是好杀,是好造。三片范一合,浇出来就是三个等分的面。
皮甲不是皮子,是漆过的皮子
皮甲不是把牛皮裁开穿上就行。要先把皮子泡软、刮薄、定型,再一层一层刷漆。刷了漆,皮子变硬、防潮、不生虫。曾侯乙墓出的十几领皮甲,两千年后挖出来,皮子早烂成泥了,漆皮还在。
做一张弓,要等一年
《考工记》有一篇弓人,讲做弓要用六样材料:干、角、筋、胶、丝、漆。六样东西取的时候各有各的季节。冬天伐木,春天泡角,夏天治筋,秋天把三样合起来。一张弓从备料到成,跨了四季。
攻一座城,先备半年
《孙子·谋攻》算过攻城的工期:修大盾、造四轮车、备器械,三个月;堆土山,又三个月。这半年还没算围城。所以孙子说攻城是下策,不是讲客气,是算过账:一年打一座城,国力撑不住。
城墙上不去,就从地底下走
城墙上不去,就从底下走。《墨子·备穴》讲穴攻:挖地道到城墙根,用柱子撑住,烧断柱子,城就塌一块。守方也有办法:在城里埋一口大瓮,让人趴着听,听出方向,挖横洞迎上去。这是地上地下同时打的两场仗。
放水灌城,要凑齐三个条件
《孙子》说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水能把人隔开,不能把人拿走。所以水攻不是万能的。要三个条件:城在低处,上游有水可引,引水的工修得起。缺一条,水就白流,人白死。这三条,一条比一条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