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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定常参官朝服之限
开成间文宗再申衣服舆马之制,令常参官各依本品服色、绫袍佩鱼执笏,逾期不改者重加黜责,并委御史台纠察,意在借重申太和旧制整肃朝班。然党争方炽、宦官用事,禁令终难持久,诏下而士大夫因循如故。
归义军赐章服于河西
宣宗大中五年,沙州张议潮遣使者奉河西十一州图籍归唐,授归义军节度使,赐金紫章服,僚佐将士亦得绯紫,河西之地在吐蕃统治数十年后复见唐廷衣冠之制,莫高窟出行图与供养像即其形象写照。
唐季赐紫绯与鱼袋之滥
唐末朝廷以服色笼络臣下,宦官、伶人乃至权势之流亦得赐绯紫、兼佩鱼袋,金紫银绯授予漫无等差,章服与鱼袋由重器而近于泛赏,名器之滥至唐亡而极,鱼袋佩者既众,其等第之意名存实亡,公私记载屡以为叹。
高髻险妆与去眉开额🏛 图证
晚唐妇人盛行高耸发髻与所谓险妆,有剃去眉毛重新描画、拓阔额前发际者,费金翠而形制新奇。文宗太和间明列为禁条而未能止,至咸通以后依旧风行,屡禁屡盛,金翠之费遂为诏书所屡斥,而终不能止。
女道士莲花冠与黄帔
唐代女道士头戴莲花冠、芙蓉冠,身披黄帔、黄罗帔,法服等级见于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自金仙、玉真至晚唐多位公主入道,女冠装束成为一时风尚,唐诗、词作多所题咏,雾卷黄罗帔、云雕白玉冠,即其写照。
金刚经扉画的僧俗衣
敦煌藏经洞所出咸通九年王玠刻本《金刚经》,是现存雕版印本中纪年最早的一件。卷首扉画绘祇树给孤独园说法,佛着通肩袈裟,弟子僧众偏袒,国王大臣女众华装,为晚唐僧俗服饰提供了可靠图像。
敦煌书仪中的婚丧礼服
敦煌写本唐五代吉凶书仪,记载通婚书、六礼、花钗礼衣、青庐障车以及五服丧服制度,反映了礼法下移与民间婚丧礼服的实况。杜友晋、郑余庆、张敖诸家写本并存,是研究唐代礼俗最直接的民间文献。
历代名画记成于晚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成于大中元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绘画通史,备述历代名画与衣冠人物,详记吴道子、周昉所绘绮罗衣冠及绘画形制。它为据画考史、复原唐代服饰奠定了理论与文献基础。
命妇翟衣而裙幅受限
唐代命妇以翟衣为最高礼服,青质绣翟、花钗宝树各依品秩。文宗即位后下诏限制衣裙尺寸,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李德裕在淮南又再加裁减,体现了礼服等级与裁抑奢靡的双重努力。
敦煌望族出行甲骑旌旗
莫高窟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以鼓角横吹、甲骑仪仗、舞乐旄节和射猎骑队,完整呈现归义军节度使出行的盛仪,是研究晚唐军旅戎服的形象长卷,甲骑而马不挂甲,见威仪与临阵之别。
供养人家眷花钗帔子礼佛
晚唐敦煌望族开窟礼佛,家眷着大袖裙襦、披帔子、簪花钗,按辈分列队供养,旁题身份姓名,把家族权势与佛教信仰一同绘上壁画,是难得的命妇礼服实录,其钗梳之制与明式凤冠迥别,不可以后世凤冠相拟。
茶山野服与茶山女儿
晚唐顾渚茶山春采,茶女着短襦青裙、戴笠束巾穿行茶丛,焙工短褐、隐士巾褐,各司其业;贡茶则由轻骑急递,限清明抵京,朝野系于一山,采、制、运诸工衣装各依其业而定,野趣与官制并存。
葬祭五服与麻衣杖绖
晚唐士庶丧礼依亲疏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麻衣草带、杖绖成服,各有服期与除服之程;敦煌书仪显示其久行于边地民间,麻衣草带虽粗,而家族亲疏之位由此而明,伦理即寓于衣。
吐蕃衰乱后的河西服色
吐蕃内乱、河西摆脱统治后,归义军治下汉、蕃、回鹘服饰并存:官用唐式章服,民间赭面毡裘、尖顶锦袍各行其旧,通婚代际间服饰渐融,一家之内,父母犹存旧习而子弟已更装,代际之异最可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