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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460 个条目 · 第 49 / 298 页 · 当前显示 721– 735 条

咸亨二年(671)义净自广州乘波斯舶,经室利佛逝赴天竺,于那烂陀寺留学十余年,归途留佛逝译述,证圣元年(695)携梵本近四百部归洛阳,在外二十五年,译经五十六部,并著南海寄归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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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三年(583)隋置黎阳、河阳、常平、广通四仓;大业二年又置洛口、回洛仓。含嘉仓在洛阳,唐为东都太仓,探出粮窖四百余座,铭砖记储粮明细,天宝时常达数百万石,为天下第一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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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二年(734)裴耀卿于汴河入河处置河阴县、河阴仓,江淮漕船至此交卸返航,仓城输场带动河阴兴起。沿线汴州、宋州、埇桥、泗州、楚州、扬州连成城市带,皆因河而兴,亦随漕路通塞而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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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浅涩沙深,漕船入关常经年不达。开皇四年(584)隋文帝命郭衍、宇文恺循汉漕渠故道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广通渠,一称富民渠。唐天宝初韦坚重开为广运潭,岁运山东粟四百万石,安史后渐淤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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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道与入蜀道路🏛 图证

金牛道为关中入蜀主干,自散关走故道,经兴州南越金牛岭,入利州、过剑门关,经绵汉至成都,得名于五丁迎女的传说。剑阁两崖相嵌、飞梁阁道,为全路咽喉;另有米仓、阴平别道。玄宗奔蜀即走故道接金牛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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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于水陆要冲设关置津,关分上中下三等,行人凭过所符券出入;津渡备船渡车马。黄河浮桥以蒲津桥、河阳桥最要,蒲津桥开元间铸铁牛、铁索系舟,河阳桥以三城分段架桥,均为当时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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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马政起于徙突厥、隋旧马至陇右置监牧。贞观麟德间张万岁领群牧,马至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四十八监,分上中下监,后设四使。开元间王毛仲整顿,马复至四十三万;安史后陇右陷蕃,监牧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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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远洋海船以铁钉榫合、分舱隔堵、多帆配舵为长技,往来东海、南海的中国船、师子国舶、波斯舶各有制度。江苏如皋唐船已见横隔壁分舱,为后世水密隔舱的先声,远洋航行安全由此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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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营造船以洪州、扬州扬子船场最负盛名。洪州自唐初即为江船营造重地,刘晏主持漕政后在扬子置十场专造漕船,造船定额与物料钱皆有成规,带动了江南船坊的普遍发展,海船则多造于扬、福、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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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海港除广州外,扬州居江海运河之会,是蕃商巨贾聚集的国际都市,时人有扬一益二之目;泉州在开元间渐成蕃舶往来之地;明州则是东渡日本、新罗的主要起发港。三港并兴,构成海上贸易的东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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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河津渡由官府设船渡人,渡者须持过所、公验勘验。黄河有河阳、盟津、风陵等要津,长江有扬子、采石等渡,官渡按冲僻分等,大渡配船数艘、水手十余人轮值。官渡之外有民渡,私渡夜渡皆有罪,津渡制度与关防、驿路相辅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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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自太宗贞观间起派出,船队由四船组成,使团含大使、留学生、学问僧及水手舵师。前期走北路沿岸航行,后期改南路横渡东海直抵明州、扬州,风险大而航程短,894年停派后,民间商船往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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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海上贸易由南方割据政权分掌:南汉据广州通南海蕃舶,闽在福州开甘棠港招徕蛮舶,泉州在留从效时兴起,吴越通日本、新罗。各港自置榷易之利,为宋初市舶司的恢复和海上贸易繁荣积蓄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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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637),房玄龄、魏徵等修成《贞观礼》一百卷;显庆三年(658)长孙无忌等又成《显庆礼》一百三十卷。二礼奠定唐代五礼规模,然行用纷争,至开元修礼,始得折衷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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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丧礼沿《仪礼》五服旧文,以《大唐开元礼》凶礼定为等差,复、敛、殡、葬、虞、祔节次详明。墓志铭于斯极盛,志石藏于圹中,志文记族系生平、卒葬年月,系之以铭,出土者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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