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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庙拿到一张登记证,上面写着总字第二十五号
登记完了要发证。北平社会局给玉皇庙住持陈旅清发了一张,纸不大,上面印着总字第二十五号,写的是校与寺庙登记规则尚属相符,落款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这张纸,庙就算在册。可庙还是照样被卖。
和尚自己定了规矩,庙里该拿多少办公益
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颁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次年又暂缓。佛教界索性自己拟了一份规则,报内政部批复,民国二十四年一月通令各地寺庙一体遵照。太虚那时候讲,公益该由佛教界自己办,官署只居监督指导的地位。
庙产保管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和尚不许过半
民国十八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第九条,把庙产的处置权从住持手里拿了出来:有僧道住持的庙,由县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庙里僧道各派若干人,组成庙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僧道不得超过半数。庙产怎么处分,由委员会公议。
战后北平重登寺庙,一半登记的庙不是和尚庙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北平市社会局发出通告,办第二次寺庙总登记。战后庙况很乱,庙址迁移,庙产纠纷,盗卖成风。这次登记统计出一千九百二十座,其中民庙九百八十八座,占了一半多。真正有僧尼道士主持的,不到一半。
北平登记了一千六百多座庙,关帝庙占最多
一千六百三十一座庙里,关帝庙二百八十六座排第一,观音寺一百二十一座第二。乾隆年间排第一的还是观音庵,一百八十年换了位置。数字变化未必是信仰变了,多半是数法变了:图上画得出来的,和有人来填表的,不是一回事。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两百年里这座城有过近两千座庙
乾隆十五年到 1950 年,北京内城不到四十平方公里,存在过近两千座庙,平均每平方公里五十座。走不到一百五十米就有一座。法国学者给这样的北京起名叫千庙京。庙多因为庙小,一间屋供一尊土地也算一座。
日本人进城第二年,庙还是照旧登记
1938 年 9 月,伪北平市社会局登记庙宇一千零六十一处,僧庙五百一十六,民庙三百四十五。机构从第一科公益救济股换成社会风化宗教股,管的还是那几件事,每年照旧登记一次。换了旗号,表没换。
一座庙要有人担保,才算登得上记
民国登记一座庙,光填表不够,还得有铺子担保,这叫铺保。上海 1927 年的条例明写须有华界妥实铺保。北平东岳庙补报庙产,社会局派员去查作保米庄的信誉;换住持,要聚祥益布庄老板写保票。
社会局算了一笔账,庙有多少钱穷人有多少
1928 年 10 月,北平市社会局长赵正平给全市寺庙下训令,先摆账:寺庙至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处,庙产二百万元以上,城里贫困人口十八万。然后要求各庙办贫民救济院、贫民工厂、贫民学校、医院。
报纸广告上说这部书有四百万字三千多页
一九一五年十月《辞源》上市,商务在报上登的广告写得很实在: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全书收单字一万多个,词目十万余条,分五种版式,甲种定价二十元。
另一个老板不服气要编一部更大的
一九一五年秋天《辞源》刚要上市,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就动手编一部更大的书,取名《辞海》,取海纳百川之意。项目启动后搁了十几年,一九二八年请舒新城接手,一九三六年才出书,前后二十一年。
十五年前一个年轻人提的两条意见照办了
一九一六年一个刚进商务的年轻人给《辞源》提了两条意见:引书要注篇名,新词要多收。两条当时都做不到。十五年后续编出来,两条都照办了,还专门写了一份说例交代体例。这个年轻人后来用茅盾的名字写小说。
一本一毛钱的周刊,礼拜六早上开门前就有人排队
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上海中华图书馆出了一本周刊,叫《礼拜六》,每册一毛钱。发刊词说,买笑、喝酒、听戏都不如读小说省事。第一期销了两万份以上。每逢周六清早,发行所门还没开,门口已经有人在等。
他在报纸上连载小说,报纸多卖了五万份
一九三〇年三月,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开始登一部小说,写一个北平大学生和天桥唱大鼓的姑娘。登到一半,上海人见面就猜结局,平日不看报的人也开始订报。半年登完,报纸从十五万份涨到二十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