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这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一句话提要
胡适的文章登出一个月,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开篇三个推倒三个建设,把胡适称作举义旗之急先锋。他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一个改良一个革命,两篇文章把一场学术讨论推成了全国运动。
详细说明
胡适的文章登出来一个月,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题目叫《文学革命论》。
这篇比胡适那篇凶得多。开篇就是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个推倒,三个建设,一句比一句硬。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给胡适戴了一顶帽子。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这话把胡适推到了最前面。胡适那时候人还在美国,博士论文刚交,国内已经把他当成旗手。陈独秀自己的位置往后撤了一步,做那个敲鼓的人。这个分工很聪明。旗手要干净,鼓可以敲得响。他还在文章里写了一句话,后来常被人引: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句话今天看来很不讲理,在当时却正是那股劲的来源。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得有人先不讲理。
胡适后来对这篇的态度很微妙。他说陈独秀以老革命党人的气势,把不温不火的文学改良变成了风风火火的文学革命。这话听着像夸,也像保留。胡适一辈子不喜欢把事情做绝。
两个人的分歧后来果然出来了。一九一九年五四之后,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陈独秀转向政治,去搞组织。同一本杂志上的两个主将,走了两条路。
但在一九一七年,他们是一致的。那一年《新青年》连着几期都是文学革命的专号。钱玄同写《寄陈独秀》,刘半农写《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写《人的文学》,傅斯年写《文学革新申义》。一篇接一篇,从各个角度围着一个题目打。这种密集的集火,在中国期刊史上很少见。
编辑部那时还在上海,第二年才随陈独秀搬到北京箭杆胡同。搬到北京以后,杂志跟北大合了流,声势更大。一期印出来,在北大当天就能卖完。
一份杂志,几年之内把一个国家的书面语换了。
一九二〇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教材全用白话。从《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到这道通令,只有三年。胡适原以为要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他自己说没想到这么快。快的原因不在文章写得好。在于那几年正好有一批人愿意接着往下写。
历史意义
一场语言变革需要两种人:一种把话讲清楚,一种把话讲响。胡适和陈独秀正好分工。少了前者,运动没有内容;少了后者,运动起不来。这篇就是那个把鼓敲响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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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参考文献
- 陈独秀《独秀文存》
- 胡适《四十自述》
-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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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由本站撰写 · 引文献 3 种,原文已标注出处 · 最后校订 2026-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