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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里唱一场戏,要唱十天
乾隆年间宫里编连台大戏,《劝善金科》《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球》,一本几十出,能连演十天。戏台是三层的大戏楼,畅音阁、清音阁,演员能从天井吊下来,也能从地井钻上去。宫里唱一场戏,要唱十天,连台几十出。台上三层楼。
一个装鼻烟的小瓶子能有多讲究
鼻烟是明末从欧洲传进来的,装在玻璃瓶里。清代中国人把它改成小壶,壶口塞着象牙勺。康熙朝造办处开始做,乾隆朝做到极处,料、瓷、玉、玛瑙、珐琅,什么材料都用,还有玻璃胎画珐琅。一个装鼻烟的小瓶子,能有多讲究。
桃核上刻五个人八扇窗
核雕是用桃核、橄榄核刻东西。明代魏学洢写过《核舟记》,说王叔远刻的桃核上有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一副对联。清代核雕更细,苏州、潍坊、广州都有名手,一串手串能刻十八罗汉。桃核上刻五个人、八扇窗、一副对联。
写字的去看石头上的字
清代学者整理金石,把碑刻拓下来研究。阮元写《南北书派论》,包世臣写《艺舟双楫》,说学书法要从篆隶入手,要学碑,不要学帖,因为碑是刻的。这条路在嘉庆以后成了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写字的去看石头上的字,一看路就宽了。
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邓石如是安徽怀宁人,一辈子没做官,靠写字刻印吃饭。他把隶书的笔法用到篆书上,写出来的篆书有粗细有转折。包世臣说他的篆书是清代第一,曹文埴把他带到北京,刘墉看了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一本书抄了一千五百种碑
王昶是江苏青浦人,做过刑部侍郎。他花五十年收碑刻拓本,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收商周至辽金的碑一千五百多种,每碑录全文,后附考释。嘉庆十年刻成,是清代金石学的总汇,后来的研究者绕不过它。一本书抄了一千五百种碑,五十年。
一个人弹琵琶,一个人弹三弦
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一个人说,讲《三国》《水浒》,用醒木折扇。弹词两个人,一人琵琶一人三弦,唱《珍珠塔》《玉蜻蜓》。乾隆年间出了王周士,在苏州设局,评弹有了行会。苏州评弹一个人弹琵琶,一个人弹三弦。
造炮先得把模子做准
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朝廷急着要炮。南怀仁在宫里开炉,八年铸了五百多门。铸炮先做泥模,模子的内膛要跟炮口一样圆,差一分,炮弹就飞不准。这门手艺,一半是从洋人那儿学来的,一半是中国匠人自己摸出来的。
铜胎上掐丝,再填彩烧
景泰蓝的学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拿铜打成胎,用细铜丝掐出花纹粘上去,填上各色釉料,入炉烧。烧一次缩一次,要填三四回。烧完打磨,铜丝露出来,成了花纹的边,摸着有点硌手,也摸得出哪儿是丝、哪儿是釉。铜胎掐丝,填彩入炉,烧三四回,磨光镀金,一件要几个月。
宫里有间屋子,专门修钟
康熙年间,宫里的自鸣钟多了,就有了修钟的作坊。乾隆时叫做钟处,几十个匠人,修钟也做钟。广州做的叫广钟,苏州做的叫苏钟,一个热闹一个素净。钟表是当时最复杂的机器,齿轮咬齿轮,差一点都不走。宫里设做钟处,几十个匠人分着干,修钟做钟做齿轮。
唐英在窑厂,试出了新彩
洋彩是乾隆年间景德镇烧出来的一种彩瓷,颜色浓艳,画法带西洋透视。唐英在窑厂二十多年,反复试配彩料,试出几十种新色。洋彩进了宫,也进了民间,成了乾隆瓷的样子,也成了后来仿不出来的样子。粉彩加玻璃白,颜色能晕开;洋彩用洋料洋画法,满而艳。
云南的铜越来越难炼
乾隆年间云南一年出铜一千多万斤,到道光年间只剩几百万斤。浅处的矿挖空了,深井成本高,木炭也不够烧。铜少了,钱就铸不出来,银价涨、钱价跌,整个国家的钱都乱了,乱了半个世纪。浅矿挖完往深里挖,炭贵路远,成本超过官价。
张璐写了一本什么病都有的书
张璐是江苏长洲人,明亡时二十多岁,一辈子行医。康熙三十四年,他写成《张氏医通》,十六卷,从伤寒讲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什么病都有。这书的特点是把前人的说法摆出来,再讲自己怎么用。从伤寒讲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祁坤写外科,敢下刀
祁坤是浙江山阴人,在太医院做院判,管外科。康熙四年,他写成《外科大成》,四卷,讲疮、痈、疔、瘰疬怎么辨、怎么切、怎么敷药。这书是清代外科的官书底本,后来的《医宗金鉴·外科》就从它来。四卷,讲疮、痈、疔、瘰疬怎么辨、怎么切。
王宏翰写医学原始掺了西说
王宏翰是江苏华亭人,天主教徒,懂一点西洋学问。康熙二十七年,他写成《医学原始》,把中医的阴阳五行和西洋的四元素、血脉循环摆在一起讲。这是中国医生第一次系统地拿洋人的说法跟自己比。天主教徒,懂一点西洋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