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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他的法,却不肯恤他这个人
《左传》记完驷歂杀邓析,接着记了一句评论。评论的人叫君子,不是一个人名,是写史的人借来说话的一个位置。他说的是:凡是对国家有用的东西,把不好的部分丢掉就行,可用他的法,不能不管他这个人。
奉君命造的才叫国法,自己造的不算
唐朝人孔颖达给《左传》作疏,问了一个问题:这部法既然被郑国采用了,为什么不叫《郑刑》,偏要叫《竹刑》?他的回答只有一句,把谁造的这件事说透了:法署谁的名,看的是造它的时候奉没奉君命。
禁了送,他就夹在别的东西里递进去
子产禁了挂,邓析改成送;子产又禁了送,邓析还有第三招,把字条夹在别的东西里递进去。《吕氏春秋》把这三步记完,最后给了六个字,说禁令没有穷尽,应对也没有穷尽。这六个字不是骂人,是一句认输的话。
杀邓析的到底是谁,两部书差着二十一年
同一件事,两部书给了两个凶手。《左传》说是驷歂,《吕氏春秋》说是子产。子产死于前五二二年,邓析死于前五〇一年,中间差二十一年。死人杀不了活人,可这个说法一直有人传,一传两千多年。
同一件事还有个版本,守法的人升了两级爵
茅门之法那件事,《韩非子》里还有第二个版本。这回是楚王急着召太子,天在下雨,院里积了水。太子把车赶到了门口,廷理举起殳就打。这回楚王没有发怒,他给那个打散太子车驾的人加了两级爵。
两千三百年前的一批案卷,是从一座墓里挖出来的
一九八七年初,湖北荆门十里铺镇王场村,考古队挖开一座战国墓葬。墓里没有多少金银,最多的是一捆一捆的竹简。这批简后来被叫作包山楚简,编号二百七十八枚,其中大部分是楚国官署当年办公用的文书。
一个官把公文带回家办,病倒后再没还回去
包山简为什么会在墓里,有一层很实在的原因:墓主邵佗活着的时候,就把一些公文带回家处理。他发病以后,这些文书没能还回官署,最后跟着他下了葬。这件事不复杂,一句话能说完。可它的后果不小。
楚文王的两个儿子抢老人的畚箕,文王要杀
楚文王伐邓的路上,两个儿子跟一个老人讨畚箕,老人不给,他们就动手抢了。文王听说了,下令把两个儿子都抓起来,准备杀掉。满军的人都没想到会这么重。一个畚箕,两条王子的命,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对。
三丈长的木头立在都城南门,搬去北门给十金
商鞅的新法写好了,还没公布。他怕百姓不信,就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谁能搬到北门,给十金。三丈是那时的量法,合今天六七米,得几个人才抬得动,一个人扛不了。
家里有两个男丁不分家,赋税翻一倍
一条法里夹着一句收税的话:一户成年男丁超过两个还不拆成两户,赋就翻一倍。这不算加税,是把税当成刑罚使。官府不派人来拆你的家,只让你自己算账,算完自己动手。税在这里不是收入,是命令。
商鞅把法改叫律,一个字的差别走了两千年
商鞅到秦国以后做了一件事,四个字:改法为律。李悝编的那六篇原来叫法,商鞅接手之后叫律。一个字的差别,往后两千年都跟着这个字走,从秦律到汉律,再到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
鼎上铸不了几条,木牍上能写一百多字
同样一部法,铸在鼎上、写在竹简上、刻在木牍上,能装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鼎上只能铸一个大概,简上能写细则,木牍上能写条文加数字。法能写多细,一半取决于有没有地方写,另一半才取决于想不想写。
做一张弓,要等一年
《考工记》有一篇弓人,讲做弓要用六样材料:干、角、筋、胶、丝、漆。六样东西取的时候各有各的季节。冬天伐木,春天泡角,夏天治筋,秋天把三样合起来。一张弓从备料到成,跨了四季。
一个说要少打,一个说必须攻人家不守的地方
《孙子》讲全胜,最好是不打就让人服。《孙膑兵法》讲的是另一路:必攻不守。一定要打对方不设防的地方。一个想的是怎么不打,一个想的是怎么打进去。两部书隔一百多年,路子不一样。
楚国的山里有百濮还有一群叫蛮的人
楚国的西边和南边,山里头住着百濮和群蛮。他们不编户,不纳粮,楚国也管不到。前六世纪楚国内乱,他们跟着庸人一起反过一次,楚国先把庸灭了,他们就散了。后来楚国在这一带设县,名字才慢慢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