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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二百口人十年死了三分之二
张仲景宗族二百余口,建安以来不到十年死三分之二,死于伤寒者占七成。他在《伤寒杂病论》自序里写这件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成十六卷。此书不按日子排而按证排,把六经那张时间表改成可以当场对号的一套。
边关上病了要写报告
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里有一大批病书和折伤簿。某燧卒某人,某月某日病,什么症状,吃什么药,几天好了,或者死了。写得很干,一行一行像账。这些简不是医书,是行政文书。也正因为必须报,我们今天才知道汉代边关士卒生什么病、吃什么药。
军队里跟着大夫走
汉代边塞与出征的部队都配有医。居延汉简里有医的署名文书,有给病卒配药的记录,也有折伤名籍,记谁从马上摔了、谁被兵器伤了、伤在哪一处。军医面对的是成批的同类伤,刀伤箭伤坠伤冻伤,所以军中的方子偏重外伤与止血。
铜盆上刻着医工两个字
满城一号汉墓出土一件铜盆,盆沿上刻着医工二字,是中山王府医官的用器。盆不大,壁薄,能盛水也能盛药汤,用来洗、用来浸、用来和药。这两个字把一件普通铜盆变成了有归属的东西。器物上刻官职,说明王府里医有编制、有器物、有账。
马病了也得请大夫
汉代马政重,边塞与驿站都养马,马病了要治。居延汉简里有治马病的方子,也有马病死上报的记录。《汉书·艺文志》数术略里有《相六畜》,是看牲畜的书。兽医比人医更早需要成批处理,因为马是成群的,一匹病了会传一片,所以方子偏重传染与外伤。
一天吃两顿吃什么
汉代一般人一天吃两顿,朝食在辰时前后,餔食在申时前后。主食是粟、麦、稻、豆,副食是菜、酱、羹。医书讲食养,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两顿饭不是穷,是规矩。医家把吃讲成一套配比,谷果畜菜各管一段,把吃饱变成了吃对。
会写字才能当文书
居延汉简里有一批简写着被任命者的能力,常见的话是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后面跟着姓名、年龄、身高。能书是会写字,会计是会算账,颇知律令是懂点法律。三条齐了,才做得了一般的吏。
读得好的免掉徭役
文翁给学官弟子免更徭,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定学官制度,也把免役写进去。免的是更役,一年一个月的劳役。对农家来说,这一个月就是实打实的钱,比任何奖状都管用。东汉太学生三万,都免役就是三万劳力,这个数在局部地区就是大事。
谁给学官发那份工钱
郡国的学、县的校,各设经师一人。经师的俸禄由郡国出,秩百石上下,跟郡里的卒史差不多。元帝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这个百石卒史就是郡学里的教职,也是国家给地方学官定的第一个正式编制。
边郡上也设了学官
居延、敦煌的烽燧遗址里出土过跟学有关的简:有教人写字的,有记弟子的,也有抄律令的。边郡的学官不教五经,教的是认字、写字、算数,还有朝廷的诏令律条,够用就行。教的人多半是文书出身的老吏,不是儒生。
读书人多了就分成两拨
读经的人多了,就分出了两拨:一拨叫儒生,一拨叫文吏。儒生会讲道理,文吏会写文书。朝廷两个都要,可看重谁,前后不一样。王充在《论衡》里专门论过这件事,说当时人以儒生不晓簿书。
边塞上识字的人不少
边塞上的戍卒,识字的比例比内地农民高。为什么?因为戍卒要写名籍、要收文书、要看烽火信号。居延、敦煌的简里,有戍卒自己写的信、自己记的账。字写得不好,可写得出来。这是推算,不是统计。
烽燧底下翻出来的,是小孩认字的书
居延、敦煌、玉门、阜阳双古堆,都出过《仓颉篇》《急就篇》的残简。阜阳本保存一千多字,是目前所见最全的西汉本,墓主夏侯灶卒于文帝十五年。边塞为什么有字书?戍卒要写名籍、看文书,认字就从这些书开始。
一个字的读法怎么定
汉代没有拼音,注音靠两种办法:一是读若,说这个字读得像某个字;二是声训,说这个字跟某个字同源。扬雄记方言,也用这个办法。反切要到汉末才出现。一个字的读法,是这样一点点定下来的。
汉初的钱薄得像一片榆荚
汉朝刚立,嫌秦钱太重不好使,就让百姓自己铸。新铸的钱轻到三铢,实际更薄,风大一点能吹起来,人叫它榆荚钱。钱越铸越轻,粮越来越少,一石米卖到一万钱,一匹马要一百金。这不是钱一方的事,是钱背后没东西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