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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内务部说了句寺庙的田归佛教
民国二年,内务部连着发了几道公文,把寺产的所有权判给了佛教公团。理由写在章程里:山寺田园本属四方僧物,非施舍而来即苦行所积。僧徒只是管理者,不是主人。这套说法用了三十多年。
武昌城里一千五百元买下的宅子办成了佛学院
1922 年 9 月,武昌通湘门内一千五百元买下的一所宅子开了学,招牌是武昌佛学院。院长太虚,董事长梁启超。头一届录取八十多人,每天上课五六小时,早晚各诵经坐禅一小时,三餐用丛林斋堂制。
内政部那二十一条下来,和尚们十七个省派人到上海开会
1929 年内政部公布《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动了寺产的管理权。十七省代表到上海开会,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当选主席,要求修订。年底二十一条废了,换成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
白云观的道士按清规烧死了住持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夜,白云观三十六名道士把住持安世霖和督管白全一捆起来泼煤油烧死,理由是犯了太上家法第一条。此前他们告了六年,政府、法院都告过,一次没赢。第二天全体到警察局自首。北平地方法院判了无期,第二年高等法院改判五年。
南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管蒙古和西藏的事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撤了北洋的蒙藏院,成立蒙藏委员会,隶属行政院,与各部同级。会下设蒙事处、藏事处和总务处,管蒙藏的行政与各种兴革事项,第一任委员长是阎锡山,后来还有马福祥、黄慕松、吴忠信。
全国寺庙要登记,一张表填人、财产、法物
民国十七年内政部定了个规矩,全国每一座庙都要填一张表,表分人口、财产、法物三类,填完发给一张证。规矩前后改了三次,登记一直没停。北平照此登记了二十年,庙数一次比一次少,最后只剩下三分之一。
蒙城县把两百五十三所庙列进了征用单
民国七年,安徽蒙城县要筹教育经费,把主意打到庙上。县公署援引《管理寺庙条例》,定了三条:有庙无僧的全征,有僧不通经典的全征,僧通经典的征大部分。再加上一条,一个和尚兼两座庙的住持,就算没住持。全县二百五十三所庙,都在单子上。
顺义两百零三所新学校,一百六十所设在庙里
到民国二十二年,河北顺义全县有两百零三所新式学校,其中一百六十所设在从前的庙里。华北乡村的新学堂,多半是这么来的。佛像搬出去,课桌搬进来,县政府有时候还得派警察下乡帮着搬。搬的时候,村民不一定乐意。
和尚自己定了规矩,庙里该拿多少办公益
民国二十一年,内政部颁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次年又暂缓。佛教界索性自己拟了一份规则,报内政部批复,民国二十四年一月通令各地寺庙一体遵照。太虚那时候讲,公益该由佛教界自己办,官署只居监督指导的地位。
庙里一年收入五万元的拿一半出来办公益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内政部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把征收标准大幅提高:年收益五万元以上的寺院,拿一半出来。浙江一个省转下来,新昌县十一月成立委员会,主任由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担任,办公地址就设在县政府里。
庙产保管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和尚不许过半
民国十八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第九条,把庙产的处置权从住持手里拿了出来:有僧道住持的庙,由县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庙里僧道各派若干人,组成庙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会七到十一人,僧道不得超过半数。庙产怎么处分,由委员会公议。
四十七座土地庙,清朝算僧庙民国算民庙
三十年代查内城四十七座土地庙,三十八座有明确管理人,其中三十一座由市民管。可清朝的册子上,这些庙几乎全是僧庙。不是和尚占了庙,是清朝看管庙的人是谁,民国看管理人是谁,口径一变,僧庙就成了民庙。
一座庙要有人担保,才算登得上记
民国登记一座庙,光填表不够,还得有铺子担保,这叫铺保。上海 1927 年的条例明写须有华界妥实铺保。北平东岳庙补报庙产,社会局派员去查作保米庄的信誉;换住持,要聚祥益布庄老板写保票。
社会局算了一笔账,庙有多少钱穷人有多少
1928 年 10 月,北平市社会局长赵正平给全市寺庙下训令,先摆账:寺庙至少一千九百五十九处,庙产二百万元以上,城里贫困人口十八万。然后要求各庙办贫民救济院、贫民工厂、贫民学校、医院。
一个落第秀才自己刻版印了一本拼音书
福建同安人卢戆章十八岁府试落第,从此不进科场。他到新加坡学英文,回厦门帮传教士译字典,琢磨出一套五十五个符号的拼法。光绪十八年,他把书稿一笔一笔抄在木板上,自己出钱刻印,在厦门五崎顶的书坊里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