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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前不许问吉凶,他写进书里
《孙子兵法》十三篇里有两处专门讲不要问。《九地》说,人到了死地,要把吉凶之说禁掉、把犹疑去掉,这样士卒到死也无处可去。《用间》更硬:要知道敌情,这条路不能通向鬼神,只能通向知道敌情的人。
信卜筮好祭祀,这条被算进亡国征兆
《韩非子·亡征》列了四十多种亡国的征兆,其中一条讲的是:爱挑日子、奉事鬼神、信龟甲蓍草、爱办祭祀,这四样凑齐,国家可以亡了。韩非把问天直接写成了死症,在他那里这不是迷信,是国策上的一个漏洞。
秦国在一件铜器上说自己住在禹迹
秦公簋一九一九年出土于甘肃天水一带,铭文一百多字,开头就说秦公的祖先受了天命,安定地住在禹走过的地方。禹迹这两个字,把西边的秦国接进了中原的谱系,也把一句口号变成了凭据。
叔夷钟上四百九十二个字
叔夷钟北宋宣和五年在山东临淄出土,铭文四百九十二字,记的是齐灵公赐命叔夷。铭文里叔夷追述自己的先祖,一直追到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春秋铜器里,这是最长的一批之一,也是齐国国力的一份账。
战国人不爱往石头上刻字
春秋战国五百年,真正算得上石刻的只有几件:石鼓、诅楚文、秦公石磬。同一时期,铜器几万件,竹简成车拉,印章成千上万。为什么不在石头上刻。算一笔账就明白:铜能复制,石头不能。
那支笔的笔头,是插进去的
一九五四年长沙左家公山一座楚墓里出了一支笔。竹杆十八点五厘米,笔头是兔毛的。要紧的是笔头怎么装:不是粘死,是插进杆头的孔里,外面缠丝线,再刷一层漆。写秃了,抽出来换一个。
一部没传下来的编年史
清华简里有一部编年史,简上没有书名,今人给它起名叫《系年》。二十三条,一百三十八章,起头在西周初年,收尾在战国中期。这部书没传下来,汉代人没见过它。它有些记载跟《史记》对不上,对不上不等于谁错。
写字是家传的手艺,外人连学都不许
秦国的律里写死了一条:父亲不是史,孩子连学写字的门都进不去。史是管文书的官,读写是他们家传的手艺。就算别家的孩子学会了写,律里还有一条把路堵死:能写也不准做史的事。字不是学来的本事,是生下来的资格。
公文写得多,笔画就直了
三晋是法家的地盘,律令一条一条往下发,公文堆成山。写的人一天要抄几千字,笔就快,快就顾不上绕。圆转的笔画拉直,弧线折成角,字越写越方。这不是谁定的规矩,是手写出来的。写得越多,字越直。
秦国的公文一笔不省
四川青川出一块木牍,秦武王二年的田律,一百多字。字写得一笔一画,横是横,竖是竖,交代得清清楚楚。可就在这种工整里,笔画开始走捷径:横画末端往上挑,捺脚往下压。隶书的两个动作,在公文里先长出来了。
唱的诗跟身份不配,当场被记下来
前五五七年,晋国在温地宴请各国诸侯。席上让大夫们起舞,提了四个字的要求:歌诗必类。齐国的高厚唱的诗不搭,晋国的荀偃当场发怒,说诸侯有异心了。一桌酒,喝成了盟誓,散场时人已经跑了。
二十五篇这个数,凑不齐
《汉书·艺文志》写屈原赋二十五篇。今天归到屈原名下的,数能凑上,篇目却定不下来。《招魂》司马迁算屈原的,王逸算宋玉的。《卜居》《渔父》从宋代起有人怀疑。二十五是个账,不是个准数。
庄子讲完故事就停,不解释
庄子讲故事有个规矩:讲完就停。濠水上那场辩论,他最后一句是我知之濠上也,谁对谁错不判。他还给自己的写法分了类:寓言占九成,重言占七成,卮言天天有。三类各占多少,他自己报了个数。
六个字,把谁对谁错都写进去了
前722年,郑庄公在鄢地打败弟弟共叔段。《春秋》只写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不称弟,是段不像弟弟;用克,是两边像两国交兵;称郑伯,是讥他没把弟弟教好;不写出奔,是难以下笔。史官的本事不在记事,在选字。
块炼铁和生铁是两条路,看渣堆就知道走了哪条
铁有两种炼法。一种在碗口大的小炉里烧,出一团海绵似的东西,得反复锤打才能用。另一种把炉子垒到五六米高,烧到铁化成水,从底下流出来。走的是哪条路,看遗址里的渣就知道——前一种渣里还剩七八成的铁,后一种只丢三五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