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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印上刻的都是这种字
元朝的官印,面上多是八思巴字。印是权力的凭据,盖下去就生效。所以朝廷把新字刻在印上,是最省力的推广,谁当官谁就得认。今天留下来的八思巴字实物,最多的就是印。印小,字密,刻得极工整。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蒙古人自己不认这套新字
新字是朝廷推的,可蒙古人自己不用。他们用了七八十年的回鹘式字,文书、家信、碑上都用它。新字难写,学起来费时,官府催也催不动。结果是官面上一套,日子里一套,两套并行到元朝结束。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一份公文要几个人签押才生效
元朝的公文,末尾要有一串签押。主官画押,属官画押,管文书的吏员也画押。签完了还要用印。少一个签押,文书就不作数。这一套是防弊的,也是追责的。出了事,顺着签押一个一个往上查。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词牌后面还跟着一个宫调名🏛 图证
词牌管句式,宫调管调门。同一个词牌能配好几个宫调,配哪个唱出来就是哪一支曲子。宋人词集在词牌底下注一行小字,写的就是宫调。周邦彦《清真集》注得最全,到南宋越注越少,因为词不唱了。那行字是给唱的人看的。
填词要按谱,多一个字也不行🏛 图证
谱上写着这个牌子几句、每句几字、哪个字可平可仄。宋人手里的谱是曲谱,靠耳朵判断对错,会填词的人得先会唱。明朝唱法失传,张綖才把平仄抽出来做成表,门槛一降,填词的人多起来,可填出来的东西读着顺、唱着未必顺。
令引近慢是按长短分的四等🏛 图证
词按长短分四等,叫令、引、近、慢,这是按曲子分的。明人又按字数分成小令、中调、长调,五十八字以内算小令,九十一字以上算长调。两套尺子量同一件东西,比如《祝英台近》按字数是中调,按曲子是近。混着用就容易糊涂。
宋人唱的谱子今天只剩几个符号🏛 图证
姜夔十七首自度曲旁边注着谱,用的是俗字谱,一个符号管一个音。这套符号明清就没人认得,一直到音乐学家杨荫浏拿《事林广记》里的管色指法对照才解开。俗字谱记的是指法,乐器换了就读不出来,所以它死了,工尺谱活下来。
他把二十几个字的小令拉到一百多字🏛 图证
唐五代小令二三十字,只够写一个瞬间。柳永的慢词一百字起步,《戚氏》二百十二字。长的不是字数,是铺叙,一个瞬间变成一段过程。办法是加领字,一个对字一个渐字领起一串句子。慢曲子本来就有,缺的是愿意填的人。
他写杭州写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图证
《望海潮》一百零七字写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先把位置摆大。下片转到湖,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八个字装了时间空间和香色。最后一句归去凤池夸,把用途说穿了,这是干谒词。
周邦彦管着大晟府,给旧调重新定谱🏛 图证
北宋崇宁四年设大晟府管乐律,周邦彦做过提举,管的就是改调的事。他懂乐,能动手改,改出来的调唱的人能用。他的词讲究四声,一个字都不能随便。后来的人给他一个称号,词中老杜。大晟府随北宋完了,乐谱散了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