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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里还有人专门管争讼
孟子说古代市场「有司者治之耳」,朱熹注:治的是争讼。《周礼》给管市的官排了一整套职名——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管的都是秩序。不过《周礼》成书在战国晚期到西汉,不是周公的官制。
士农工商四种人,各住各的地方,儿子还干老子那一行
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里,有一条是把人按职业分开住。士住清静地方,工匠住官府边上,商人住市场,农民住田野。理由说得很实在:几样人杂住一处,说话口音就乱了,干活也不安心。代价是儿子接着干老子的行当,一辈一辈往下传。
「行曰商,坐曰贾」,走着的和坐着的不是一回事
孔颖达给《左传》作疏,在「韩子买诸贾人」这句下面顺手解释了一下:贾人就是商人。走动的叫商,坐店的叫贾。分开说是两样,混着说就不分了,所以商贾常连用。这个区别后来没人再提,可它原本是两种活法。
子贡一出场,就是四匹马拉的车队
孔门弟子里,子贡是最有钱的一个。他在曹、鲁之间做买卖,赚得比同门都多。出场是四匹马驾的车队,带着成捆的丝帛去聘问诸侯,到哪个国家,国君都跟他分庭抗礼——不在堂下当臣子见,在庭里对等相见。孔子名扬天下,有一半是他推的。
范蠡改名换姓三次,最后叫陶朱公
越国灭吴之后,范蠡走了。他说计然的办法有七条,越国用了五条就成功,剩下的想用在自己家里。他坐一条小船漂出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叫朱公。他一辈子赚了三回大钱,散了两回,散给的是穷朋友和远亲。
计然说,看天吃饭也能算出六年一丰六年一旱
计然给越王勾践算过一本账:岁星在金位就丰收,在水位就歉收,在木位就饥荒,在火位就旱。旱年要备船,水年要备车。六年一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次大饥。粮价太低伤农,太高伤商,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两头都不亏。
齐国的女红,做出了天下人穿的衣裳
齐国的初封地是一片盐碱地,人还少。太公没劝人种地,劝人做针线,把工艺做到极处,再把鱼和盐通出去。结果天下的冠带衣履都从齐国出。海岱之间来朝齐,注家说那不是臣服,是来买东西。
巴寡妇清守着一座丹砂矿,秦始皇给她筑了台
她家几代人守着一座丹砂矿,家产多到算不清。矿不是她开的,是祖上开的。她是个寡妇,可矿没丢,靠的是四个字:用财自卫。秦始皇认为她守节,用客礼待她,还给她筑了一座台。司马迁反问,这难道不是因为有钱吗。
一个商号的家当里有一千辆牛车
司马迁给大商人算过一笔账:在通邑大都做买卖,家当里得有轺车一百辆、牛车一千辆。这不是随口夸富,是按一年能做多大生意倒推出来的。账在《货殖列传》里,列了二十几样货,样样按千算。
军队扎营的地方也开市场
打仗的地方也有买卖。军市是跟着军队走的集市,卖粮、卖甲、卖兵器。秦国在《垦令》里给它定了三条规矩,条条都往一个方向收:不许有女人,商人自带兵器,粮食只许官运。让它只剩军用。
李牧把市场的租税全拿去给士兵加餐
李牧守雁门,赵国北边。他做了一件别的主将不敢做的事:防区里市场的租税,一文不交国库,全进了自己的幕府,用来养兵。赵王还给了他一个权限,官吏可以自己任命。等于让他自己管钱、自己管人。
李悝说的那个民,不包括种地的
粮价太贵也伤人,这话听着别扭——种粮的难道不盼着粮贵?《汉书》注里韦昭一句话点破了这个疑问:这里的民指的是士工商,是那批不种地、全靠到市面上买粮吃的三类人。这一注下去,整句话的方向就变了。
酒和肉的税加到十倍,卖的人就没了
商鞅把酒和肉的税加到本钱的十倍。价翻上去,收到的钱反而接近零,因为没人买得起了。这道税要的东西从来不是钱,是要这门生意开不下去,让酒肉从饭桌上的日常变成一年难得一次的稀罕。
《管子》说国家要抓住粮和钱两头
《管子》开头挨着的两句话,加起来一共二十来个字,讲的是国家该拿什么去管什么:粮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钱是让货走起来的工具。会治国的人,拿着钱这个工具去管粮那个命,而不是拿粮去换钱。
做不到两成的利,这钱就不该挣
《史记·货殖列传》末尾有一句商人口气的话:别的行当,够不上两成利,就不是我该挣的钱。这句话是司马迁记下来的,用的是第一人称。一条门槛线,把当时的行业分成了两拨——够得上的做,够不上的不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