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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叫某子,人也叫某子
春秋以前的书不挂作者的名字,一部书是一批人攒的,属一个官署。到了战国,一个人带着学生讲学,学生把他的话记下来,书就叫他的名字加一个子:孟子、庄子、荀子。人和书用同一个名字,这件事是那时候才有的。
空首布那个空脑袋是插木柄用的
空首布这个名字里的「首」,指的是钱币顶端的銎,那是插木柄的地方。它本来是一把青铜铲子,青铜在那个时候是贵重东西,所以能拿去换货。等到平首布出现,首部变成实心,钱就不再装成工具的样子了。
三孔布上那三个圆孔,谁也说不清是做什么的
三孔布是先秦钱里最少也最贵的一种,圆首圆肩圆裆圆足,首部与两足各有一个带凸边的圆孔。三个孔的用途有三种说法,国别也有三说,面文三十七种。它身上最确定的东西,反而是背面那些炉次数字。
楚庄王嫌钱太轻,改大钱三个月就撑不住了
前前后后三个月,这是楚庄王改大钱撑住的时间。他嫌市面上的旧钱太轻,下令铸大的,市面随即乱了起来,只好恢复。司马迁把这个过程记在孙叔敖的传里,落点不在钱上,在「一道命令管不到价」这件事。
一个模子浇出来,钱上的字却是各城自己的
钱上的地名过去一律被当成铸造地。燕下都出的方足布范上没有字,郑韩故城出的残范上写着「平阳」,而平阳在山西临汾。考古学者马俊才因此提出,本国的钱不一定非在本地铸造,钱上的地名也未必是炉子的位置。
宋国那家酒铺的幌子挂得再高也没用
韩非讲过一个卖酒的宋国人,四件事都做对了,酒还是酸了。他自己给的答案是门口那条狗——狗咬客人,客人不敢来。同篇还有一段,姓庄的卖酒人把狗杀了,生意立刻起来。这两段都不是记买卖,是拿买卖说政治。
「行曰商,坐曰贾」,走着的和坐着的不是一回事
孔颖达给《左传》作疏,在「韩子买诸贾人」这句下面顺手解释了一下:贾人就是商人。走动的叫商,坐店的叫贾。分开说是两样,混着说就不分了,所以商贾常连用。这个区别后来没人再提,可它原本是两种活法。
范蠡改名换姓三次,最后叫陶朱公
越国灭吴之后,范蠡走了。他说计然的办法有七条,越国用了五条就成功,剩下的想用在自己家里。他坐一条小船漂出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叫朱公。他一辈子赚了三回大钱,散了两回,散给的是穷朋友和远亲。
计然说,看天吃饭也能算出六年一丰六年一旱
计然给越王勾践算过一本账:岁星在金位就丰收,在水位就歉收,在木位就饥荒,在火位就旱。旱年要备船,水年要备车。六年一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次大饥。粮价太低伤农,太高伤商,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两头都不亏。
天下的物产是分片的,山西出木材山东出鱼盐
没有一块地方能自己过。崤山以西出木材玉石,以东出鱼盐漆丝,江南出金锡丹砂,龙门碣石以北出马牛羊。四块各出几样,一块地凑不齐过日子的东西,铜铁却到处都有。缺的只能拿有的去换。
天下人挤在一起,都是为了利
王、侯、君都还在怕穷,一个户籍上的普通人想多挣几个,这算什么丢人?司马迁把这句话摆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面,等于说求利这件事不丢人。连最上面那层都在算这笔账,读书人也不见得不算。
山里的、水里的,得有人去取才有货
木、竹、鱼、盐、丹砂、玉石,都不长在田里。要把它们变成货,第一步得有人进去取。这一行在四业里叫虞,书里提得最少。它没有自己的地盘,山泽归国家,可它仍是所有货物的第一道手。
宋国大夫想分两年减税,孟子说等什么明年
宋国大夫戴盈之想减两样税,提了个分两步走的办法:先减轻,明年再彻底停掉。孟子没顺着这个说法答,回了一个偷鸡的故事,末了只问他一句:等明年做什么。一个大夫的谨慎,就被这四个字问住了。
《管子》说国家要抓住粮和钱两头
《管子》开头挨着的两句话,加起来一共二十来个字,讲的是国家该拿什么去管什么:粮是老百姓的命根子,钱是让货走起来的工具。会治国的人,拿着钱这个工具去管粮那个命,而不是拿粮去换钱。
同一具尸首,他对两边都说再等等
郑国有个富人在洧水里淹死了。尸首被人捞走,捞的人开价太高,两家僵住。两边都来找邓析出主意,他给了一模一样的两个字:别急。这段话被后人叫作两可之说,记在《吕氏春秋》的离谓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