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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专管别人帽子戴歪的纠察队
一九三四年南昌,蒋介石讲了一个多钟头怎么走路怎么穿衣。运动发下一本《新生活须知》,四字一句: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规矩定了要有人查,重庆的童子军被派上街,看见帽子歪了就上前敬礼说一句请戴正,还站在饭店门口数盘子有没有超过四菜一汤。
开会说话要举手还得有人跟着说一句
民国六年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会议通则》,作者孙文,讲怎么开会:叫一声主座先生才算有说话资格,提一件事得有人跟着说一句我附和之,表决不用票用嘴喊可和否。序里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因为清朝不许集会,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高邮封城隍庙封出一场罢市
民国二十年春天,高邮县党部要封城隍庙。商家先罢市,接着几百人上街游行,一名巡警被打伤。县长从头到尾不抓人,保安队荷枪守在党部门口。最后是省里下来三道命令叫停,城隍庙一砖未动,第二年元宵节照旧开门。
教士买地不必先报官这一条后来被堵回去了
光绪二十一年总理衙门一道咨文说,教士置产买业不必先报明地方官,事后报一声即可。大臣上奏反对,补救办法是买可以买,税契过户时地方官得查明。同治年间那八条章程,一条也没真落地。
教会学校的校长得换成中国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北京教育部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六条,要求教会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董事会中国董事过半,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教会学校拖了二十多年才陆续立案。
老和尚去礼俗司讲理,回来当夜就没了
民国元年十一月十日,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到内务部礼俗司交涉庙产。司长杜关说布施为公、募化为私,一句话不松,还词色转厉。寄禅回法源寺,当夜气痛而逝,六十二岁。这一死逼出一纸承认寺产的教令。
民国二年内务部说了句寺庙的田归佛教
民国二年,内务部连着发了几道公文,把寺产的所有权判给了佛教公团。理由写在章程里:山寺田园本属四方僧物,非施舍而来即苦行所积。僧徒只是管理者,不是主人。这套说法用了三十多年。
从日本找回来的那些书,让几个宗派重新有了依据
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两度在日本停留,托学僧南条文雄搜求中国失传的经论注疏,找回二百八十余种。《中论疏》《成唯识论述记》这些书回来,三论宗和唯识宗才重新有了依据。他自己没能编完《大藏辑要》。
武昌城里一千五百元买下的宅子办成了佛学院
1922 年 9 月,武昌通湘门内一千五百元买下的一所宅子开了学,招牌是武昌佛学院。院长太虚,董事长梁启超。头一届录取八十多人,每天上课五六小时,早晚各诵经坐禅一小时,三餐用丛林斋堂制。
内政部那二十一条下来,和尚们十七个省派人到上海开会
1929 年内政部公布《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动了寺产的管理权。十七省代表到上海开会,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当选主席,要求修订。年底二十一条废了,换成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
济南一个道院,养出一个红卍字会
民国十年济南开了一个道院,源头在滨县县公署后院的大仙祠,两个人在那里扶乩。道院讲五教合一,静坐为内功,善行为外功。外功要钱要人,于是有了红卍字会。分会铺到三百多处,救灾救护都是真做。
一纸训令封了道院,红卍字会留下了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呈请查禁道院和悟善社,说它们设坛开乩、谣言惑众。内政部当月九日训令各省一体查禁。济南到第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才真封,警察把道院的人赶出来,经卷坛室一一查封。红卍字会保住了。
五个读书人上妙峰山,去看别人怎么烧香
民国十四年四月底,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五个人以北大风俗调查会的名义上妙峰山看进香。三天调查,《京报副刊》辟了六期专号,后来集成《妙峰山》一书。顾颉刚还得在文章里撇清:调查不是提倡迷信。
一本杂志说回民的祖先是猪八戒惹出官司
1932 年 9 月《南华文艺》登文说回民的祖先是猪八戒,10 月北新书局又出《小猪八戒》。上海十坊清真寺联合请律师起诉,北平组华北回民护教团南下请愿。最后刊物停刊、书局改名,肇事的人一个没罚。
班禅的卫队在甘孜占了县政府又退了出去
1937 年 12 月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行辕护灵移到甘孜。1939 年 12 月 7 日拂晓,行辕卫队围攻甘孜县政府,杀团长章镇中,委自己的县长,以康人治康号召。1940 年 2 月被二十四军击败,退出甘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