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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车要跑得开,战场得先挑平的
车不是哪儿都能用。《司马法》把地形分成两类,险地说人为主,平地车为主。所以春秋那些有名的大仗,地点挑来挑去总在几条大河边上的平原。车走不了的地方,仗就打不起来。一句话,就是一条选战场的规矩。
毁车那年,别人为什么不跟着毁
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国魏舒在山地把战车砸了,改步兵,赢了。可之后几十年,各国照样用车。一个能赢的特例,为什么没人跟着学?因为改兵种要动编制、动赏格、动身份,这几样不动,仗赢了也学不来。
步兵成了主力,是在哪一年之后
孔子说千乘之国是大国,孟子说万乘之国才是大国。不到两百年,大国的标准涨了十倍。可战车没有真的多十倍,涨的是乘这个字的意思。它从一辆车,变成了一份国力。尺子换了,说明量的东西变了。
楚国有个阵叫荆尸
《左传》里有一句:「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荆尸这两个字,一说是一种阵,一说是一个月。楚国出兵前要把兵器授给军队,这套仪式跟那个名字记在同一句话里。荆尸这个名字两头都占着,可能是一个阵,也可能是一个月。
一条战线能摆下多少人
人排开要占地方。一个兵连人带兵器占一步,五公里宽的正面一层能站三千五百人。可古书动辄说带甲十万。摆是摆得下,问题是后排的人打不着。摆得下不等于打得着。古书上的十万人,跟战线上的十万人,不是一回事。
车兵没消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战国的车不再是冲阵的主力,可它没退场。载弩、载粮、结阵当垒,活换了一批。一种兵器退到边上,往往不是消失,是改了行。位置换到了边上,可它还在场上。车没少,是干的活变了,位置也跟着变了。
骑马这件事,春秋人得给它加个注
《左传》记鲁昭公出奔,有一句「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晋人杜预给这句话作注,专门写了四个字:乘马,骑马也。一部书记了几百年的事,骑马只有这么一处,还得加注才看得懂。这说明那时候骑马是件稀罕事。
这座县不服寻常兵役,专练骑射
《战国策》记了一句话: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破是拆开,把一个县从原来的编制里拆出来,改成专门练骑兵的地方。大臣牛赞反对,说这是变籍弃经。籍是兵籍,经是常法。改一个县,等于改一套征兵的规矩。
骑在马上射箭,射的是个大概
马在跑,人在颠,弓一拉,准头就没了。所以骑射不是瞄准射击,是冲到几十步内,朝着人多的地方乱放。它的用处是让人乱、让人躲、让人不敢列阵,不是一箭一个。把骑射当成狙击,是拿后世的想象套古人的仗。
骑兵干的三样活,没有一样是正面冲
《六韬》有一句话把骑兵的用处说完了:追打败退的兵,截断敌人的粮道,打那些来去不定的散兵。三样,没有一样是正面冲阵。车用来陷坚阵,骑用来跟在后头。这个分工写在书上,也写在战场上。
中原没有牧地,所以骑兵少
马要吃草。一群马要一大片地,那片地还不能种庄稼。中原诸国地少人多,好地都种了粮,没处放马。赵国、燕国北边有大片草场,所以骑兵多。马的有无,先看脚下是什么地,再看袋里有多少钱。
戈到底是勾的还是啄的
戈头横着装在柄上,刃朝下。这个装法让它的用法成了问题:是横着扫过去,还是往前一啄再往回带?清代学者、民国学者、现在的考古学家,说法一直不统一。一件用了一千多年的兵器,怎么用还在争。
一根杆上串了三个戈头
曾侯乙墓里出一批戟,有的柄上一个戈头一个矛头,有的装了三个戈头。杆三米多长,三个戈头一个比一个低,一送出去,上中下三个高度都能勾到。加刃是加法,可加法有上限,加到某个数就得停。
剑的长度,是手臂加一截
剑是用来贴身的。戈和矛够得着一丈外的人,剑只够得着三尺内。所以剑不能太长,长了转不动;也不能太短,短了够不着。战国墓里出的剑,五十厘米上下最常见。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它是量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