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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准才进得了太史
汉代太史令管天文历法,属下有太史待诏几十人,分掌历算、望气、龟卜。要进这个衙门,得会算:算日月交食,算五星行度,算历法推步。算得准,才留得下。这不是考试,是拿结果说话。会算的人,从民间也能被征上来。
读书人多了就分成两拨
读经的人多了,就分出了两拨:一拨叫儒生,一拨叫文吏。儒生会讲道理,文吏会写文书。朝廷两个都要,可看重谁,前后不一样。王充在《论衡》里专门论过这件事,说当时人以儒生不晓簿书。
鸿都门里教写字画画
光和元年,灵帝在洛阳鸿都门内设了一所学校,招人学辞赋、书法、绘画。学生多的时候上千人。这所学校跟太学不一样:太学读经,鸿都门学读文章写字。士人看不起它,说它是小能小善。存在只有十几年。
名声能抬人,也能杀人
东汉太学生闹过两次大的,一次在桓帝延熹九年,一次在灵帝建宁元年,都叫党锢。他们议朝政、品人物,被夸的升得快,被贬的做不了官。朝廷怕的不是人多,是名声,名声传得比公文快得多。
洛阳城外挖出的残石
熹平石经刻成后,立在洛阳太学门外。后来碑毁了,石头碎了,埋进土里。宋代以来陆续挖出残石,一九二二年洛阳太学遗址一次出土几十块。这些碎石头,是汉代教育留下的最硬的东西。一块石头,比一部抄本可靠。
狱吏写的字,后来成了正体
秦始皇定小篆,公文多,吏写不过来,就用一种更快的写法。传统说隶书是程邈造的,程邈是秦代狱吏。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可它说明一件事:隶书起于下层,起于办事的人,后来成了通行的正体。
学生用的课本长什么样
汉代学生的课本,就是简册。一部书抄在几十根简上,用绳编起来,卷成一卷。字写在竹木简的一面,一行二十多字。这样的书,一部要几斤重,装一箱子才装得下几部。课本的样子,决定了读书的样子。
没进过学校的人有多少
汉代有多少人识字?没有统计。能推的只有几条:太学生最多三万,郡学生若干,蒙学出来的文书更多。把这几条加起来,识字的人大概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之间。这是推算,不是统计。说不知道,比说一个准数更负责。
这一套办法后来用了两千年
从认字的字书,到太学,到郡国学,到察举,到师徒传授,汉代把怎么教人、怎么选人这套办法搭起来了。这套办法后来改了很多次,可骨架没变。要说明一点:汉代没有科举,科举是隋唐的事。
董卓把铜人熔了铸小钱
初平元年,董卓废五铢,改铸小钱。小钱直径五分,没有文字,边和孔都不修整。铜从哪儿来?熔铜人、铜马、飞廉、钟虡,还有两京的铜器。结果钱轻物贵,一斛谷卖到几十万钱。史书说,从此以后钱货不行。
做买卖的人另立一本户籍
汉代户籍分两种,一般民户入名籍,商贾另入市籍。有市籍就是另一等人:不得为吏,不得名田,七科谪里占四项。武帝时明令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市籍不是职业登记,是身份标签,还往下传三代。
洛阳的三个市卖的东西不一样
洛阳汉代的三个市,金市在宫城西,南市在城南,马市在城东。金市最盛,卖金玉珍玩;南市多丝麻布帛;马市卖马匹牲畜。三市方位不同、货类不同,服务的人也不同。这不是洛阳独有的安排,而是大城通例:市按货类分,也按买主分。
官府在产地低价买,到京城高价卖
元封元年,桑弘羊为大农丞,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县置均输盐铁官。各郡该交的贡物不再实物运京,就地按价折成当地便宜、京城值钱的土产,交给均输官转贩。史书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京城设一个衙门,专管物价
平准与均输同年设,在长安。办法是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等于国家做最大的囤货商,用吞吐平抑物价,同时让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均输在外管收购运输,平准在内管京城买卖。这套东西要有本钱、有仓储、有执行力。
悬泉置一年要接待多少人
悬泉置在敦煌郡效谷县,是河西道上的一处驿站,从西汉中期用到东汉。出土简牍三万多枚,其中大量是接待记录:某年某月某国使者若干人、从者若干人、马若干匹,用粟若干、酱若干、肉若干。这是少有的能算出一处交通节点吞吐量的原始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