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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谷和番薯怎么爬上了山
苞谷和番薯是从外面传进来的。苞谷从海路来,先到福建、广东,再往内陆走。番薯也是海路,先到福建,再往北。两样都耐旱,都能在坡地上种。所以山区的粮,从此不靠水田。山上的地,从此值钱了。耐旱顶饱,坡上沙土都能长。
天下的重心,为什么一直往南
明朝的人口,南方比北方多。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个地方占了一半。北方几省加起来,还不如江南一路。所以天下的重心,早就不在中原了。重心往南挪,挪了几百年,一直在挪。挪到今天,还没挪完。田能两熟,水修得久,仗打得少。田能两熟,水修得久,仗打得少。
册子上的人为什么不是全部人
清朝统计人口,靠两种册子。一种叫丁册,记成年男子;一种叫户册,记一家几口。丁要交丁银,所以丁册上的数,比实际少。所以看册子上的数,不能当人口数用。数是给税用的,不是给人用的。丁是税的单位,不是人的数目。丁是税的单位,不是人的数目。
一亩地要养几口人
人口和耕地要对着看。人多地少,一亩要养几口;人少地多,一人能种几十亩。清朝中期,南方的亩养人多,北方的亩养人少。所以同一个天下,两本账。两本账放在一起,才看得出紧不紧。紧的地方,人先走。人口除耕地,乾隆年间一人四亩。人口除耕地,乾隆年间一人四亩。
人往山上和边上挤过去
平原住满了,人往两处走:往山上,往边上。山是川陕鄂的山,边是西南的边、西北的边。走上去的人不编里甲,只给山主交租。所以地图上的空白,一块一块被填上。填上去的人,册上没有。平原最密,丘陵次之,山地最稀,人往稀处走,顺着水走。
城分几等京城最大县城最小
明清的城分几等。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又次之,县城最小。城越大,人越多,可多到多少,说不清。所以城的人口,只能估,不能数。估的办法有几个,估出来的数差得远,一倍两倍都常见。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再次,县城最小,估出来的是量级。
人一多,山就保不住
人一多,地就不够。地不够,就开山;山一开,土就冲;土一冲,河就淤。所以人多、开山、水患,是一个圈,转起来停不住。圈转一圈要几十年,转上几圈,就成了几百年的事。转完了,山是秃的,河是高的。人多了开山,山开了河淤,河淤了田毁。
人走的路在图上是一条线
人搬家不是随便走。走哪儿,要看有没有路、有没有水、有没有人接应。几百年走下来,走的还是那几条线。所以迁徙的地图,画的是路,不是人。路在,人就一直往那条路上走,走了几百年。走廊、节点、渡口、关隘,串成一条线。
边上的人官府数不清
边疆的人口,官府数不清。有的地方不编户,有的地方编了也不报,有的地方报了数是估的。所以边疆的户口册,是一本糊涂账。糊涂账也得记,记下来还得报到朝廷去。报上去的数,朝廷也不全信。一个省里三种地方:编户的、土司的、根本不编的,各记各的。
今天的地理,是哪朝定下的
明清两代五百年,把中国的样子基本定下来了。省的边界、府的位置、路的走向、人的分布,都在这五百年里成形。所以今天看地图,看的还是那时候的骨架。骨架定了,肉可以长,可骨头不好换。省界沿山河走,府城设在要道上,县最结实,几百年不改。
金川第二次打了五年
乾隆三十六年,金川又打起来了。这一次打了五年,比第一次久得多。死了一个主帅,耗了七千万两银子。所以这一仗,是乾隆朝最贵的一仗。贵到后来朝廷自己都不太愿意提起,说起来脸上挂不住。五年前求快没成,五年后求稳成了。
旗兵后来为什么打不动
清朝的兵分两种,八旗和绿营。开国的时候,八旗最能用。到嘉庆道光,八旗就打不动了。不是兵不行,是这套养兵的法子走了两百年,走坏了。法子一坏,人也就跟着坏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再也回不来。二十万兵额,管着涨了几十倍的人口。
铁杆庄稼是旗人的饷
旗人当兵,月月领饷,年年领米,这份饷叫铁杆庄稼。铁杆庄稼的意思是旱涝保收,不用看天。马甲一个月二两银,一季几石米。钱不多,可旱涝都不断。稳了两百年,稳到后来一家人都不会干别的了。这份饷也叫铁杆庄稼。
一部弹词写了三十多年
《天雨花》是清代的弹词,作者署名梁溪陶贞怀,一般认为是女作家。书写明末党争,写左维明一家,三十卷,能唱几个月。这书在闺阁里传抄,道光年间才有刻本,是弹词里最厚的一部,也是最难唱的一部。一部弹词,写了三十多年。
煤窑里要往外抽水送风
煤窑越挖越深,就有两件事:一是出水,二是没风。水要往外抽,风要往里送。清代的办法是用木制的水车抽水,用风箱或者自然通风的井口换气。煤窑的命,系在这两样上,少一样就停,停一天就赔一天。挖深了先抽水,再通风,还要防瓦斯、防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