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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初兴与书籍传播
唐代的书主要还是手抄的。中唐以后,市面上出现了印本。印的都是最常用的东西:历书、识字课本、佛经。大和九年,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说剑南、淮南一带私印历书卖,朝廷还没颁历,市面已经满天下了。他请禁。
唐代的蒙学与家训🏛 图证
科举这个金字塔,底下还有一层,是蒙学。一个唐代士人能进省试考场,往前推,往往是从三四岁识字开始,读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教小孩认字的地方不在国子监,在家里,在村里,在寺庙里。这条线不起眼,却决定谁能起跑。
敦煌学郎题记与边疆教育
敦煌藏经洞里,出土了一批很特别的写本。经卷末尾、纸背空白处,有人歪歪扭扭写着自己的名字、抄书的日子,还有抱怨和打油诗。写这些的是唐代西北边地的学童,叫学郎。一千多年前的课堂,就这样留下来了。
抡大锤不怕就怕拿笔扫盲班卡在繁体字上
195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2 月 1 日第一批 230 个简化字和 30 个类推偏旁在全国通用。方案共 517 字,繁体字平均 16 画,简化后 8 画。扫盲课本跟着改用简化字重排,一个县要印几万册,印厂连夜赶不出来。课本是免费发的,一个村分到几十本。
一个学期少交六十八块孩子就回来了
2006 年春天开学,一个农村学生家长算账:这学期比去年少交了几十元,少的那一项叫杂费。从这学期起,西部农村孩子的学杂费全免了,一年一个农村小学生少掏 140 元。有的村小开学那天,回流了三十多个学生。2007 年秋季,这个政策推到了全国农村。
字从纸上撤了,文件还在架上挂了八年
1977 年 12 月 20 日,中央和各省的报纸同时登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在出版物上试用。半年后就停用,可这份草案一直挂到 1986 年才正式废止。草案分两个表,第一表 248 个字在报纸、杂志、图书上试用,第二表只征求意见。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
一九六一年,城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物价不动,票证照发,可柜台上多了一种不要票的东西:四块五一斤的糖果、几块钱一盘的炒肉片、一百八十元一块的手表。国家用它把多印出去的钞票收回来,三年收了上百亿。
顿号占多大地儿,头一回有了国家标准
1951 年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登出出版总署的《标点符号用法》,讲了十四种标点。1990 年 3 月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修订版,1995 年升成国家标准。一个顿号占一个字位置、不出现在行首,从此是技术规定。十四种标点里,顿号、分号、破折号的用法争议最多。
铁水浇下来那天,他全身只剩一块好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深夜,上钢三厂十吨半铁水从吊车上翻下来,炉长邱财康全身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皮肤被灼伤。按当时国际权威的算法,这种伤没救。上海广慈医院四十多名专家守了一百多天,把他救回来了。
吕叔湘和朱德熙在人民日报上讲了半年语法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发社论,同一天第三版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每周两次,一直登到十二月十五日。两个人从报纸、公文里挑病句,一条一条拆开讲。这本书后来成了几代人的语文课本。
蕃瓜弄的滚地龙换成了五层楼
上海闸北有片叫蕃瓜弄的棚户区,抗战后逃难的人用芦席竹竿搭了三千多间「滚地龙」,不到一人高,一平方公里挤上万人。一九六三年这里被列为全市第一个成片改造试点,三年后三十一幢五层楼立起来。滚地龙是用竹竿弯成拱、盖上芦席搭的,人进去直不起腰。
一条铁路电气化,用了十七年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宝成铁路全线电气化建成,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鸡到秦岭一段四十二公里有四十多个山洞,最大坡度千分之三十三,蒸汽机车拉不动,换成电力机车才跑得起来。
五种文字的书从和平里北街发出去
一九七八年冬天,北京和平里北街那栋楼里又忙起来了。民族出版社的蒙、藏、维、哈、朝五个编辑室重新排班,把停了多年的课本、科普书、文学书一样一样补回来。前一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只有七百五十种。
一万多人的大学在铁狮子胡同开学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开学。刘少奇到会讲话,说这是新中国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头一批学生多是革命干部和工人,年龄差得远,有人三十多岁才坐进课堂学俄文和统计。
普通话进了香港中小学课表,还要考
一九九八年九月新学年开始,普通话成为香港中小学核心课程。当年开设的中学四百一十一所,占百分之九十四;小学七百八十五所,占百分之九十七。此前在中小学的课表上,它只是一门选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