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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个人给中国大学生编课本
一九三二年商务印书馆请蔡元培领衔,聘五十四位学者组成大学丛书编委会,分八大类七百三十二个科目,自己编出一份大学科目表。当年出八十余种,抗战结束共出三百七十种,后方大学教科书全赖这一套。
两百多个学生用脚走完了三千五百里
临时大学分三路入滇,走路这一路由十一位教师带着两百多名男生,从长沙经湘西、贵州走到昆明。六十八天,一千多公里靠两条腿,一天六毛钱,晚上挑脚泡。一路上做调查、采民歌、宣传抗日,走到昆明时人和出发时不一样了。
一所大学带着两千多箱书搬了五个省
一九三七年秋天起,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带领下从杭州一路西迁,经建德、吉安、泰和、宜山,最后落到贵州遵义、湄潭,走了六个省两千多公里。两千多箱图书仪器几乎无损,课一直没停,在贵州办了七年。
四十二天在一片松林坡上盖出一所大学
一九三七年秋南京危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决定全校迁重庆。他在重庆大学旁边的松林坡借地,十八个包工组一千七百多人四十二天盖出校舍,十二月一日开学。农学院那批良种牲畜没法装船,职工赶着它们走了一年,从江苏走到重庆。
三万个孩子在炮火里被抢了出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共两党和各界妇女在汉口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任理事长,邓颖超是常务理事。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开院一个多月收下五百五十个孩子,此后各地设了六十一所保育院,八年收容近三万名难童,管吃管住还管上学。
每一个保都要有一所学校
一九四〇年三月,教育部颁《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每一保设一所国民学校,每一乡镇设一所中心学校,小学部和民教部并设,孩子和大人一起教。校长由乡镇保长兼任,教育与基层政权绑在一起。到一九四一年,湖南的中心学校普及率到了九成三。
沦陷区的学生一夜之间成了伪学生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把沦陷区的公立学校一律叫伪学校,学生叫伪学生,要先甄审再补习,交两万字报告才准复学。上海学生推着贴满封条的书上街,喊人民无伪、学生无伪,一直闹到第二年夏天。
校门口那块竖匾,老校工自己挂回去了
抗战胜利了,学校却不能马上回去。教育部说归去愈迟愈好,西南联大在昆明多留一学年。清华先派五个人飞回北平清点校产,飞机在西苑机场上空绕了一圈,校园里荒得看不出路。校门口那块竖匾,是老校工自己从库房里抬出来挂回去的。
正定城里的天主教堂成了大学校部
石家庄一解放,两所红色大学合成一所。校址选在正定县城,校部就设在天主教堂里。八月二十四日开学,吴玉章定下校训,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专收知识青年短期训练。两年里送出去两万多名干部。
一千文铜钱交税只算半两银子
清朝的规矩是一两银子兑一千文铜钱。到道光年间,同样一千文钱拿到衙门,只算半两银子。农民卖粮收的是铜钱,纳粮要的是银子,中间这一折,多出来的那半两得自己补。这不是谁贪,是银子从海上漏出去了。
汇票上写六个字值七万两银子
票号把银子换成一张纸。这张纸值几千几万两,路上没有镖局,只有几个字。日升昌的柜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四句诗,字字对应月份、日子、银两数。外人看得见每个字,看不懂一句话。这套东西叫密押,一百年里换了三百多套。
船沉了,赔多少两是洋人一句话
轮船招商局的船要保险,只能找洋人的保险公司。洋人开的条件很刻薄:一条船最多保一万五千两,保十五天。1875 年福星号被撞沉,淹死六十三个人,一两银子没赔到。唐廷枢和徐润就在报纸上登告白,自己招股办了一家。
他在烟盒上贴了个喜字,一贴就是一百年
1905 年正月初八,香港罗素街上一间小厂开工,招牌写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厂里只有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四台卷烟机。开厂的是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他们要跟垄断中国香烟市场的英美烟公司抢生意。
一二百只快蟹在伶仃洋和广州之间跑鸦片
鸦片不许上岸,就停在船上卖。伶仃洋的趸船是仓库,广州十三行的大窑口是柜台,中间那一段水路,靠一种叫快蟹的船跑。这船三桅五六十桨,两舷围铁网,官船追不上,炮也对不过。道光初年这样的船有一二百只,白天也走。
当票上的字只有柜台里的人认得
一张五寸长四寸宽的厚皮纸,蓝色木版水印,上面三行竖格:当的什么、当多少钱、哪年哪月哪日。字是当铺自己的一套写法,新衣裳写成旧的破的,金银写成铜铅。写这张票的人不打算让你看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