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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里那三个掌教的
清真寺的三个执事叫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一个领拜,一个讲道,一个叫拜,合称三道或三掌教。明代多半世袭,一家管一职管几代。世袭久了学问就断,逼出了经堂教育。三道制到民国就基本没了。三个差事,一个领拜一个讲道一个叫拜。
南方的话隔条河就不同
南方的话隔一条河、翻一座山就变,一个县里能有好几种。原因在地:南方地形碎,人住得散,来往少,话就各自长各自的。方言的界线常常就是山脊和河道,真正隔人的不是水,是坡。坡一陡,两边就成了两家人。一个县里能有好几种话。
北方话为什么能通天下
北方话能通天下,靠三样:地是平的、都城在北边、官话拿北方音打底。华北平原一马平川,一条运河从南到北穿过去,人往一处挤,话就往一处平。北方话不是天生整齐,是被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地一平人就杂,人一杂话就摊开。
读古书要带一本工具书
读古书不能光靠猜,手边得有一本字书,字书讲字形、字音、字义三样。查一遍比自己想半天强。所以老读书人案头都压着一本翻烂的字典,翻烂说明常查。翻烂说明常查,常查的人才读得动。字书讲字形、字音、字义三样,查一遍比想半天强。
平上去入是怎么分的
平上去入是古人分声调的办法,平声平着念,上去入都带转折,入声最短,收得急。四个调一分,诗才有格律。所以声调不是玄学,是念出来的长短高低。念得出才分得出,分得出才排得成,排成才成格律。平声平着念,上去入都带转折。
文言省字,省到只剩骨架
文言和白话差在距离,文言是写出来的话,跟嘴里说的差得远。白话就是嘴里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文言省字,省到只剩骨架。白话费字,费在语气和重复上。可白话清楚,文言耐读,两套话分工,一上庙堂一下市井。文言耐读,白话清楚,两套话分工。
蒙古语留下的那些词
汉语里有一批蒙古语的词,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元朝公文用蒙汉两种话,翻来翻去就留下了,留下的多是日常词,日常词最耐。耐到今天还在说,说起来像自家的话。胡同、站、戈壁、蘑菇、把式,都是元朝带进来的。
通事是怎么翻番话的
通事是古代的口译,四夷来朝要人翻,市舶通商也要人翻,通事不是官,多半是边地人。他们靠嘴吃饭,嘴就是本钱。所以通事懂话,也懂人情。人情比话难学,话能背,人情背不来,背不来就办不成事。四夷来朝要人翻,市舶通商也要人翻。
公文为什么要写得那么绕
公文写得绕,不是文人爱绕,是制度逼出来的。一句能说完的事,要先引经、再请示、最后留退路,一句"伏候钧裁"就把决定推回上头。绕得越长,责任越散,错了能推。所以绕是拿字数买安全。一句能说完的事,要先引经、再请示、最后留退路。
公文里一个字能定生死
公文里一个字能定生死。因为公文不是话,是凭据,凭据按字算,字写成什么样,事就成什么样。斩和绞差一个字,人就不一样,已和未差一个字,事就翻过来。所以写公文的人最怕形近字,怕到抄十遍对十遍,对完还要人再看一遍,看完才敢发。
吏和官说的不是一种话
官和吏是两种人,官是考出来的,三年一换,吏是招来的,一辈子不动。官说官话,讲道理,讲体统,吏说吏话,讲数目,讲门道,官走了吏还在。所以真办事的是吏,吏办事靠的是那套话。那套话不外传。所以换官不换吏,换了官事还照办,吏在衙门就在。
避讳是怎么躲开的
避讳不是不写,是换个法子写。缺一笔,改个字,留个空,去掉偏旁,改个读音,五种法子各有各的用处,用哪种看场合。场合对了不算犯,场合错了照样犯。所以躲讳的人得先懂规矩,懂规矩才知道往哪躲,躲得对才过关,躲不对就出事。
一个字的忌讳能改地名
一个字的忌讳能改掉一个地名,县名里碰上有讳的字,县就得改名,改名不是小事。改名要报,报了入册,册一改就成定名,定名传几百年。后来的人不知道原来叫什么。所以查旧志能查出一串改名,每一串后头都有一个皇帝的名字,名字是活的,地图是死的。
账本里的字只有自己认得
账本里的字最难认。因为记账的人图快,快就省笔,省笔就成自家的一套。这套只有自己认得,自己认得的账最省事,可它最怕人死。人一死账就成废纸,废纸打不清官司,老商号有规矩,账要用通行字,通行字慢,慢可传。传得下去才叫账,凭据经得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