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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让人造字,造了六千多个
西夏景宗元昊要立国,先得有自己的字。大庆元年,他让野利仁荣造蕃书,造出十二卷,六千多个字,颁行全国。有了字,才有自己的文书、自己的经、自己的学校。这一步走完,西夏才算在纸面上立住了。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不认得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也不认得。它学了汉字的笔画和方块样子,可部件的拼法是自己定的。一个字一个音一个意思,也有偏旁,也讲结构。造字的人懂汉字,才敢这么造,因为借东西的人得知道哪儿能借,哪儿不能借。
掌中珠是四列对照的小书
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编了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每个词排四列:西夏字、汉译、汉字、西夏字注汉音。四列对着看,谁都能学对方的话。这本书本来是给两边做生意的人用的,后来成了破译西夏文最要紧的一把钥匙。
文海把字按韵排开,分声调再分韵
西夏人自己编了一部《文海》,把六千多个字按声韵排开,一个字下头注音、释义、举例子。排法是先分声调,再分韵,同韵的字挨着。这样查字,先想读音,再翻页。它跟汉人的韵书是一个路子,说明编书的人见过韵书。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凉州碑一面汉字一面西夏文
武威大云寺有一块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修护国寺塔的事。碑阳是西夏文,碑阴是汉文,两面说的是同一件事。这块碑在地里埋了几百年,嘉庆年间才被人认出来。认出来的那一刻,西夏文才重新被人知道。
西夏亡了,这字还活了二百年
西夏亡在1227年,蒙古人灭了它。可西夏文没跟着断,元朝把西夏遗民编进色目,还刻过西夏文的佛经。明朝时候,保定还有人在石幢上刻西夏文,那是弘治十五年。算下来,国亡之后这字又活了两百多年。
新字是从藏文字母改出来的
八思巴字不是凭空画的。它的底子是藏文字母,笔画改方,排列改直,凑成一套方方正正的字母。藏文是拼音的,他照着这条路走,把辅音和元音分开排。所以它看着像印章,读起来却像拼音,跟汉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这套字能拼好几种话
八思巴字是拼音的,字母够用,就能拼不同的语言。蒙古话能拼,汉语能拼,藏语、梵语也能拼。一套字母管几国的话,这在当时是新鲜事。正因为能拼汉语,它成了研究元代人怎么说话的材料,比韵书还直接。
官印上刻的都是这种字
元朝的官印,面上多是八思巴字。印是权力的凭据,盖下去就生效。所以朝廷把新字刻在印上,是最省力的推广,谁当官谁就得认。今天留下来的八思巴字实物,最多的就是印。印小,字密,刻得极工整。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蒙古人自己不认这套新字
新字是朝廷推的,可蒙古人自己不用。他们用了七八十年的回鹘式字,文书、家信、碑上都用它。新字难写,学起来费时,官府催也催不动。结果是官面上一套,日子里一套,两套并行到元朝结束。
元朝亡了,新字就没人用了
1368年元朝退出大都,退回漠北。八思巴字也跟着停了。它本来就是官字,官没了,字就没了靠山。回鹘式的老字反倒活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八思巴字今天只剩印章、碑刻、牌符、钱币和一本韵书。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