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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
这种白话后来没人再这么写
元朝一亡,硬译的白话公文就没了。明朝的公文回到文言,虽然太祖也写过白话圣旨,可那是另一种口语,不是从蒙古话硬译出来的。元代这一路文体,成了绝响。可它留下的材料,一直在用。
词牌后面还跟着一个宫调名🏛 图证
词牌管句式,宫调管调门。同一个词牌能配好几个宫调,配哪个唱出来就是哪一支曲子。宋人词集在词牌底下注一行小字,写的就是宫调。周邦彦《清真集》注得最全,到南宋越注越少,因为词不唱了。那行字是给唱的人看的。
填词要按谱,多一个字也不行🏛 图证
谱上写着这个牌子几句、每句几字、哪个字可平可仄。宋人手里的谱是曲谱,靠耳朵判断对错,会填词的人得先会唱。明朝唱法失传,张綖才把平仄抽出来做成表,门槛一降,填词的人多起来,可填出来的东西读着顺、唱着未必顺。
慢词里有个字专门领着后面🏛 图证
慢词句子长,一口气读不下来,得有个字在前头领着,把后面几句提起来,这个字叫领字。常见的有对、渐、念、叹、正、甚,多半用去声,因为去声往下砸,砸下去后面才提得起来。柳永用得最多,周邦彦用得最密,辛弃疾用得最狠。
令引近慢是按长短分的四等🏛 图证
词按长短分四等,叫令、引、近、慢,这是按曲子分的。明人又按字数分成小令、中调、长调,五十八字以内算小令,九十一字以上算长调。两套尺子量同一件东西,比如《祝英台近》按字数是中调,按曲子是近。混着用就容易糊涂。
宋人的词集多叫乐府不叫词🏛 图证
宋人词集多数不叫词。柳永的叫《乐章集》,苏轼的叫《东坡乐府》,辛弃疾的叫《稼轩长短句》,姜夔的叫《白石道人歌曲》,黄庭坚的叫《山谷琴趣外篇》。叫乐府往汉魏比,叫长短句说句式,叫琴趣往雅里靠。单叫词是元明以后的事。
柳永一辈子,就在汴京的巷子里写词🏛 图证
柳永原名三变,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福建崇安人。他在汴京考了很多年进士,没中时靠给乐工歌妓写词过日子,到景祐元年快五十岁才中。词集叫《乐章集》,大半给歌妓写的,用的是口语。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唱他的词🏛 图证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西夏归朝官也说那边唱。井水饮处是打水的地方,人聚的地方就有人唱。传得广是因为好唱,句子顺、用白话、写日子。词比诗传得快,因为词是唱的,唱不用认字。
宋仁宗把他的名字从榜上划掉🏛 图证
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有人向宋仁宗推荐柳永,仁宗说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句出自《鹤冲天》。柳永从此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可《鹤冲天》写作时间说不清,因果可能是倒的。
柳词里有些句子被人改成了别的意思🏛 图证
柳词在宋代就被人改,歌妓改为了好唱,书坊改为了好卖。苏轼问幕士我词比柳七如何,幕士说柳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话记在《吹剑续录》里。
苏轼拿词写打猎,写完自己也笑了🏛 图证
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做知州,出去打猎,写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最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落到了西夏边患上。他在给鲜于子骏的信里说,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一首念奴娇把赤壁写成了战场🏛 图证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三个字把考据推给了别人。下片写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最后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他梦见亡妻,写下一首词🏛 图证
熙宁八年正月苏轼在密州梦见亡妻王弗,醒来写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王弗死于治平二年,到这时整十年,葬在眉山,所以无处话凄凉。下片写梦里回到老家,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