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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越王,铸了好多把一样的剑
越国有一位王叫州句,今天能见到的他的剑有好几把,剑上都是同一句话:越王州句自作用剑。字的位置一样,字的写法一样,连笔画的弯都一样。这些剑不是一把一把写的,是照一个模子铸的。
一个字为什么要绕三圈
鸟虫书不是把字写得好看,是把字写得慢。一个原本四五笔的字,加上鸟头、虫身、盘曲的线,能变成十几笔。笔画多了,写一个字的时间也就多了,占的地方也大了。这种慢不是手生,是故意的。
楚国的字,越写越花
楚国的字有一个特点:越到后期,笔画越多。同一个字,早期的写法还清爽,晚期的写法多出一截,或者多一个口,或者多一道弯。多出来的部分不读音,也不影响意思,只是多出来,多得像另一个人写的。
一座楚墓里两批简,一批抄书一批记账
一九五七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了两批简。一批记随葬品,一件一件列;一批是祷辞和文书,写的是求神和办事。两批简的字不一样:记账的那批规整,一笔一笔清楚;祷辞那批随手,连笔多。字写成什么样,看这东西给谁看。
同一段话,两个抄本,差了几个字
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了八百多枚简。其中《老子》分成甲、乙、丙三组,三组的简长短不同,字也不一样,是三个人抄的。更要紧的是,同一段话在两组里都出现了,字句有出入。三个本子摆在一起下葬,这就是战国书籍的样子。
一千两百枚简是从市场买回来的
一九九四年,两批楚简从香港的文物市场进了上海博物馆,一千二百多枚,八十多种古书。它们出过哪个墓、在哪个坑,没人知道。能确定的只有字和内容。考古最看重的是位置,位置一丢,就只剩字。
两千三百八十八枚简进了清华
二〇〇八年,一位校友从香港买下一批楚简,捐给了清华,编号两千三百八十八枚。年份不是从字里读出来的,是取竹材做碳十四测出来的:前305年前后,上下三十年。测出来的是一个区间,不是一个日子。
一块瓦上刻着封地,烧硬了就不烂
前334年,秦惠文王把杜县一块地封给右庶长歜,做成一份凭证。凭证不是竹简也不是铜器,是一片陶瓦。二十四厘米长,正反两面刻字,一百二十一个。土烧硬了,埋两千多年还认得,字口一道也没糊。
燕国的戈,自己不叫戈
燕国的兵器上刻着字,字里管自己叫别的名字。别国的戈铭末尾写某人之用戈,燕国的戈铭写某作某。同一个东西,一个国有一个国的叫法。字在这里不只是记录,是命名。一个名字背后,站着写名字的那个人。
曾国跟周王同姓,字却跟着楚国走
曾国是姬姓,跟周王一个祖宗,封在汉水东边。可曾侯乙墓里那些字,写的是楚国的样子,不是周的样子。姓是北边带来的,字是南边学来的,两样东西各走各的路,走了几百年,谁也没把谁拉回来。
秦国的公文一笔不省
四川青川出一块木牍,秦武王二年的田律,一百多字。字写得一笔一画,横是横,竖是竖,交代得清清楚楚。可就在这种工整里,笔画开始走捷径:横画末端往上挑,捺脚往下压。隶书的两个动作,在公文里先长出来了。
一枚官印上,找不到一个人的名字
战国时候,当官的人手里有一方铜印,盖在文书上才算数。印面上刻的不是自己的名字,是司徒、司马、司工这样的官职,前面再挂一个地名。人换了,印不换。官和职位,就是从这方小铜块上分开的。
钱上只写两个字,哪儿造的,值多少
三晋的钱是布币,形状像一把小铲子。币面上刻的字很少,一般就两三个:一个地名,一个单位。安邑二釿、晋阳一釿、梁正尚百当寽。哪个城造的,值多少,说完就完了,剩下的地方全空着。
齐国的刀币正面说话,背面记事
齐国铸刀币,燕国也铸刀币,可两国在刀上写的字差得远。齐刀上写五六个字,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把地方和法定货币都说清楚。燕明刀上只一个明字,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指什么,说了两千年还在争。
两千四百多字,他一口气写到底
屈原写过一篇东西,一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多字。不分章,没有小标题,从头到尾一路写下去。同时代的诗一篇只有几十个字,他这一篇顶得上五篇最长的颂诗。写这么长,是为了把一件事从根到梢全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