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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的炮台修了三回
虎门的炮台不是一次修的。康熙年间修了一回,嘉庆年间修了一回,道光年间又修了一回。修一回加几门炮,加几道墙。修到鸦片战争,炮台还是石头的,炮还是前装的。修的是数量,不是样子。土石台、前装炮、几百门,修了两百年。
一群人考到老也没考明白
吴敬梓出身全椒的科举世家,自己考了秀才就不再上进,三十三岁搬到南京,卖文为生。他写《儒林外史》,写周进、范进、严监生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被功名磨得变形。书成五十六回,生前只有抄本。一群人考到老,也没考明白。
宫里烧的碗不许外人看
珐琅彩是康熙末年从西洋传来的画珐琅工艺,用进口珐琅料在景德镇白瓷上画,再入炉低温烤第二遍。雍正、乾隆两朝在宫里烧,画师由如意馆派,烧成的碗不许出宫,次品当场砸碎,工艺细节连档案都记得含糊。
四个戏班进了北京就没回去
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扬州盐商送了三庆班进京。此后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合称四大徽班。他们唱二黄、唱西皮,跟北京的昆曲、秦腔混着唱,混出了后来的京剧,也混出了第一代名角。四个戏班进了北京,就没再回去。
写诗要有自己的性情
袁枚三十三岁辞官,买下南京隋园,改名随园,一住五十年,越住越有名。他讲诗讲性灵,说诗得写自己的真性情,不能光摹古。他还收了女弟子,编《随园诗话》,把当时诗坛上守旧的人骂了个遍。写诗要有自己的性情,不能光摹古。
一个装鼻烟的小瓶子能有多讲究
鼻烟是明末从欧洲传进来的,装在玻璃瓶里。清代中国人把它改成小壶,壶口塞着象牙勺。康熙朝造办处开始做,乾隆朝做到极处,料、瓷、玉、玛瑙、珐琅,什么材料都用,还有玻璃胎画珐琅。一个装鼻烟的小瓶子,能有多讲究。
写字的去看石头上的字
清代学者整理金石,把碑刻拓下来研究。阮元写《南北书派论》,包世臣写《艺舟双楫》,说学书法要从篆隶入手,要学碑,不要学帖,因为碑是刻的。这条路在嘉庆以后成了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写字的去看石头上的字,一看路就宽了。
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邓石如是安徽怀宁人,一辈子没做官,靠写字刻印吃饭。他把隶书的笔法用到篆书上,写出来的篆书有粗细有转折。包世臣说他的篆书是清代第一,曹文埴把他带到北京,刘墉看了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一个布衣,把篆书写活了。
一本书里有一百个才女
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人,在河南做过小官,一辈子没考上。他写《镜花缘》,写唐敖出海游历,写君子国、女儿国、两面国,后半部写一百个才女应试。书写了二十年,道光元年才刻出来,刻出来就卖得好。一本书里,有一百个才女。
一本书抄了一千五百种碑
王昶是江苏青浦人,做过刑部侍郎。他花五十年收碑刻拓本,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收商周至辽金的碑一千五百多种,每碑录全文,后附考释。嘉庆十年刻成,是清代金石学的总汇,后来的研究者绕不过它。一本书抄了一千五百种碑,五十年。
云南的山里有铜,也有炭
乾隆年间铸钱要用铜,铜从云南来。东川府的铜矿,矿工从洞里背出矿石,砸碎,洗选,入炉。一炉烧几天,出粗铜,再精炼。最盛时云南一年出铜一千多万斤,够全国铸钱用,铜价也压下来了。云南铜矿救了铜荒,东川几个大厂,一年出铜一千多万斤。
种牛痘是拿小刀划胳膊
嘉庆十年,广东南海人邱熺学会了牛痘,在广州开业种痘。办法是取牛痘的浆,用刀在胳膊上划一道,把浆抹进去。牛痘比人痘安全,死的人少。这法子从澳门传进来,一路传到内地,几十年里种了几十万人。取牛痘浆划进胳膊,一个传一个,不能断。
吴瑭把温病写成了一部书
吴瑭是江苏淮安人,十九岁那年父亲病故,他从此发愤学医。嘉庆三年,他写成《温病条辨》,把温病分成上中下三焦,一层一层治,每一层都有方子。这书让温病学派有了完整的体系,不再只是零碎的经验。十九岁那年父亲病故,他发愤学医。
霍乱从海路进来,一路往北
嘉庆二十五年,霍乱第一次从海路传进中国。先到广州、到福建,然后沿海北上,一路传到北京。这病来得快,一天泻几十次,人脱水脱得眼窝塌下去,几个时辰就死。当时没人知道该怎么治,只能看着人脱水。先到广州、到福建,一路传到北京。
王孟英写了一本霍乱的书
王孟英是浙江钱塘人,一辈子行医,见过好几次霍乱大流行。道光十八年,他写成《霍乱论》,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什么时候该清、什么时候该温。他自己治过很多,救活的不在少数。讲这病怎么辨寒热、怎么分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