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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分几等京城最大县城最小
明清的城分几等。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又次之,县城最小。城越大,人越多,可多到多少,说不清。所以城的人口,只能估,不能数。估的办法有几个,估出来的数差得远,一倍两倍都常见。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再次,县城最小,估出来的是量级。
号衣是兵自己出钱做的
营里发的只有兵器,号衣、号帽、鞋、绑腿,多是兵自己出钱做。做一套几钱银,从饷里扣。扣完了饷更少。所以看一个营整不整齐,先看兵穷不穷。穷的营号衣颜色不齐,远看不像一支兵在站队。号衣号帽鞋袜绑腿,全从饷里扣。
哪天下雨哪天下雪,一个月报一回
康熙二十五年,皇帝下了一道旨:各省的晴雨不必另写黄册,写张小纸条夹在奏事的摺子里一并送来。这道旨意开了个头,后来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和钦天监都按月报天气,一报就是两百年,攒出了中国最长的一份气象记录。
京城设一个衙门,专管物价
平准与均输同年设,在长安。办法是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等于国家做最大的囤货商,用吞吐平抑物价,同时让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均输在外管收购运输,平准在内管京城买卖。这套东西要有本钱、有仓储、有执行力。
一石米在两地不是一个价
关中的米贵,关东的米贱。一石差几十钱,贩一趟能赚。可路上要运费、要关税、要损耗,赚不赚要看差价够不够填这几笔。所以商人先算账,再动身,算不清就不动。算清才走。差价和路费,是一对。
一顿饭一万钱,还说没处下筷
何曾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官做到太尉。他吃饭一天花一万钱,还说没地方下筷子。蒸饼要蒸到裂成十字纹才吃。皇帝请他吃饭,他不吃御厨做的,皇帝只好让人把自家的菜端来。一个人的饭桌,能看出一个朝代的样子。
平价米里掺着沙子稗子被叫作八宝饭
抗战时期重庆实行粮食配给,公教人员凭册买平价米。米是征来的,碾得粗,混着沙子、稗子和谷壳,煮出来一锅杂色,吃饭的人苦笑着叫它八宝饭。米价一天一变,工资跟不上,饭桌先垮下来。
西贡米暹罗米装上轮船进了上海米行
二十年代以后,上海、广州、厦门的米行里多了洋米,从越南西贡、泰国、缅甸仰光装船运来。洋米是机器碾的,白、干、颗粒匀,价钱比本帮米便宜。城市人越来越多,吃饭靠的是海船。海船一到,米价就松一口气。
一条苏州河隔开两个上海,一边挨炸一边唱戏
1937 年底,公共租界能开工的工厂只剩四百多家,一年后变成四千七百零九家。进出口商行从二百一十三户涨到六百一十三户。永安公司 1941 年的营业额比 1938 年翻了五倍半。这一片十平方英里的地方,被叫作孤岛。
二月十五日停售黄金上海的金店门口挤破了门
1947 年 2 月 15 日中央银行公告停售黄金。停售前各地金价远高于上海,游资涌沪抢购,军饷钞票成批运来。一年间抛售黄金三百五十三万两,花掉库存六成,回笼法币只抵同期增发的三分之一。宋子文 3 月 1 日辞职。
征丁征粮比前线的仗还难打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政府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十八日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把兵役、工役、征购和言论集会一并纳入战时管制。此后两年,后方征兵征粮与罢工罢课同时升级。
文件装箱上船首都从南京挪到重庆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往重庆。十六日行政院定迁移办法,当晚林森率文官、主计、参军三处人员上船西上。二十日林森在汉口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十二月一日在渝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