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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传到北京与五台山
藏传佛教不只在藏区。它进了北京,进了五台山,也进了承德。北京的黄寺、雍和宫,都是喇嘛庙。所以藏传佛教是清朝的国教之一。之一的意思,是它跟汉地的佛道并列。并列的宗教,才好用。北京的黄寺、雍和宫、五台山、承德外八庙,都是交点。
侗族的款约与鼓楼
侗人住在黔湘桂交界,一个寨子一个鼓楼。寨与寨结盟叫款,款有款约,款约就是规矩。鼓楼是议事的地方,也是执行的地方。这套东西没有官,却管了几百年。官来了以后,款还在用,只是换了个名义。侗寨鼓楼聚人议事,寨与寨结盟叫款,款约刻在木牌石头上。
苗族的议榔与鼓社
苗族没有土司,寨子里的事靠议榔。议榔是杀牛盟誓,议定了就是榔规。鼓社是以木鼓为标志的宗族,鼓社节要祭祖。这两套东西,撑起了苗族自己的秩序。官府进来以后,这两套还在,只是不敢明着办。苗族议榔杀牛喝血酒,鼓社以木鼓为标志,理老只讲道理。
三掌教与开学的阿訇
一座清真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掌教管仪式,学董管钱粮,开学的阿訇管经,三摊事分在三个人手里。分得清就太平,分不清就另起一座寺。这套架子没有教阶,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头。这三摊事怎么摆,一直是坊里最费口舌的一件事。三掌教是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学董管钱,阿訇由坊上聘。
苏非门宦怎么进了西北
门宦是清初从阿拉伯和中亚传进来的苏非修行路子。传到西北以后,长出拱北、道统和教主,成了既有宗教又有世俗分量的一支支人群。官府禁过,也压过,但它一直在。在的原因很简单,山里的人需要一个说话管用的人。
同治之后陕西回民去了哪里
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打到最后,人没法留在原地。左宗棠的办法是先打后抚,抚的时候给地,但要人迁走。陕西的回民就这样散到了平凉、西海固和更远的地方。迁走的不只是人,还有几百座坊和几百年的坟。
驻藏大臣和噶厦是怎么分工的
雍正五年清朝在西藏设了驻藏大臣,一驻前藏一驻后藏。大事要会同办理,藏内的日常事还是噶厦自己管。这个会同二字,写下来容易,做起来争了一百多年,争到清末才慢慢定死。定死的时候,清朝也快完了。雍正五年设驻藏大臣,乾隆五十七年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姓氏和籍贯是怎么被改写的
在清朝,姓和籍贯不是家里的事,是官府的事。造册要姓,考试要籍,经商务工要商籍、灶籍、卫籍。为了一个能用的籍贯,有人改姓,有人攀附,有人冒籍,冒籍案一出就是几十人。这些事今天看着琐碎,当时却是全家的前程。籍分民军商灶卫旗,科举要在本籍应考,跨籍叫冒籍。
蒙古文的两条路和托忒文
蒙古文用的是从回鹘借来的字母,竖写,从左往右。清朝借它造了满文,它自己却分了两条路。卫拉特蒙古的札那巴札尔另造了一套托忒文,为的是把话说准。同一套字母,东边西边各写各的,一直分到今天。顺治五年札那巴札尔造托忒文,卫拉特用,东边仍用回鹘式。
苗族古歌为什么只能靠嘴传
苗族有语言,没有通行的文字。历史、规矩、迁徙路线,全在古歌里,一代一代口传。清朝的官文书里,苗人是不识字的;苗人自己的账,记在歌里和衣服的花纹上。这两样东西,都带不进考场,也带不进衙门。苗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靠古歌,绣片花纹记迁徙路线。
康熙字典和那几部多体文词典
清朝编过一批大字典和词典,康熙字典收汉字,五体清文鉴收满蒙汉藏维五种话,西域同文志专门对地名和人名。这些书不是给读书人消遣的,是给衙门办事用的。书编得好不好,看的是办事的时候查得到查不到。康熙字典收四万七千余字,五体清文鉴排满蒙汉藏维五种文字。
科举里那个翻译科
清朝的科举除了考八股,还考翻译。满洲翻译科考满汉对译,蒙古翻译科考蒙汉对译,考中了叫翻译进士。这条路给旗人开了一个口子,也把满文蒙古文绑在了功名上。绑住了,才有人肯下功夫去学。雍正开满洲翻译科,乾隆开蒙古翻译科,光绪年间停。
僧官度牒与寺院的额数
明朝管佛教,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僧官,一样是度牒。僧官管人,度牒管数,寺院有额数,超了就是私创。这套办法把出家变成了一件要审批的事,也让寺院成了册子上的一行。一行字,能管人,也能卖钱。洪武设僧录司,府僧纲司州僧正司县僧会司,乾隆废度牒。
关帝与妈祖怎么成了朝廷的正神
关羽本是三国的一位将军,妈祖本是福建沿海的一位女子,后来都成了朝廷列入祀典的正神。关帝庙遍及州县,天后宫沿海皆有,封号越加越长。这条路走的是民间先信、朝廷后认。先信后认,次序一颠倒,就认不成了。关帝封号加到二十多字,妈祖从夫人妃天妃到天后,施琅奏请加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