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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给臣下用的,术是给君主用的
两个定义说完,韩非各加了一句归属:术是人主之所执,法是人臣之所师。执是自己拿着,师是照着学。术在君主手里,不外传;法是臣下要学的东西,得人人会。同一篇文章,两样东西,两个去处。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十五年相,国没称霸
申不害在韩国做了十五年相,从前351年到前337年。他死后,韩非算了一笔账,说韩国托着万乘之重,七十年没有称霸。七十年不是他在位的十五年,是从更早算起。这个数字的错位,是这一条的要害。
木牍背面记着,十二月有八天没修路
木牍背面只有一行字: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后面跟着八个干支日子。哪一天没修路,就记上一笔。这不是律文,是一份检查记录。律定下来要修路,修没修,得有人去看,看完还得记下来备查。
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
周代把地分成两圈,城和近郊叫国,外面叫野。国里的人当兵,野里的人种田。这条界线不画在地上,画在谁该拿武器上。能当兵的人有多少,仗就能打多大。这条线一破,仗就从贵族的荣誉变成国家之间的消耗,规模也跟着翻上去。
士这个字,本来是拿武器的人
士农工商四民里,士排第一。可士最早不是读书人,是武士。甲骨文里的士像一把斧钺,金文里的士像一个正面站着拿武器的人。士变成读书人,是春秋末到战国的事,中间隔了好几百年。这个字的意思,前后换过两次。
一家出几个人,谁留下种田
征兵有个上限,不是一户人家有几个男丁就征几个。《周礼》里写着,上等人家七口,可任役的三人;中等六口,二人;下等五口,一人。这个上限不是心软,是田还得有人种。田荒了,明年连仗都打不成。
兵和农,什么时候分成两拨人
春秋的兵就是农,放下锄头拿起戈。战国出现了脱产的常备兵,魏国的武卒和秦国的锐士都算。分工一出现,养兵就成了财政问题,仗也就变成了国力的比拼。谁的粮多,谁就能多撑一年,多撑一年就多一分胜算。
毁车那年,别人为什么不跟着毁
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国魏舒在山地把战车砸了,改步兵,赢了。可之后几十年,各国照样用车。一个能赢的特例,为什么没人跟着学?因为改兵种要动编制、动赏格、动身份,这几样不动,仗赢了也学不来。
步兵成了主力,是在哪一年之后
孔子说千乘之国是大国,孟子说万乘之国才是大国。不到两百年,大国的标准涨了十倍。可战车没有真的多十倍,涨的是乘这个字的意思。它从一辆车,变成了一份国力。尺子换了,说明量的东西变了。
最前面三排人手里多半拿的是弩
秦始皇陵一号坑东端,最前面站着三排人,每排六十多个,手里多半拿着弩。后面才是车和长兵器。兵器怎么排队,看的是每件兵器要多久才能再出手。这是战国末年到秦的实物,队列怎么排,陶俑替我们站着。
一条战线能摆下多少人
人排开要占地方。一个兵连人带兵器占一步,五公里宽的正面一层能站三千五百人。可古书动辄说带甲十万。摆是摆得下,问题是后排的人打不着。摆得下不等于打得着。古书上的十万人,跟战线上的十万人,不是一回事。
骑马这件事,春秋人得给它加个注
《左传》记鲁昭公出奔,有一句「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晋人杜预给这句话作注,专门写了四个字:乘马,骑马也。一部书记了几百年的事,骑马只有这么一处,还得加注才看得懂。这说明那时候骑马是件稀罕事。
上朝穿胡服那天,他先去说服了叔叔
赵武灵王要改胡服,先在朝堂上问了一圈。肥义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想干就别犹豫。他叔叔公子成称病不来,说这是变古之教、逆人之心。赵武灵王亲自上门,一句一句说,说到叔叔第二天穿着胡服上朝。
这座县不服寻常兵役,专练骑射
《战国策》记了一句话: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破是拆开,把一个县从原来的编制里拆出来,改成专门练骑兵的地方。大臣牛赞反对,说这是变籍弃经。籍是兵籍,经是常法。改一个县,等于改一套征兵的规矩。
骑在马上射箭,射的是个大概
马在跑,人在颠,弓一拉,准头就没了。所以骑射不是瞄准射击,是冲到几十步内,朝着人多的地方乱放。它的用处是让人乱、让人躲、让人不敢列阵,不是一箭一个。把骑射当成狙击,是拿后世的想象套古人的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