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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动的那些月氏人留在南山里
匈奴破了月氏,能走的往西过了葱岭,走不动的那些钻进南山,跟羌人住一块,娶羌女,穿羌衣,说羌话。到《后汉书》写他们,叫湟中月氏胡,七个大种,九千多兵。张掖还有几百户,叫义从胡。汉朝拿他们当兵用,他们看谁强跟谁。
大旱那年他把一条河拦成了水塘
建安初年兖州大旱,蝗虫起来,夏侯惇兼领陈留、济阴两郡太守,把睢水支流太寿水拦断,蓄成一片水塘。他一个建武将军、高安乡侯,自己下塘挑土,带着将士种稻,这一带的人靠这片塘吃上了饭。
四马路上一家番菜馆把刀叉摆上了桌
光绪二年,葛元煦把上海租界里的见闻写成一本《沪游杂记》。书里记到洋人的菜馆,名号有海天春、一品香几家,都开在四马路一带。当时管这种馆子叫番菜馆,管一顿饭叫吃大菜。刀叉一人一副,汤先上,菜一道一道来,跟合桌共食的老规矩两样。
广州人早上上茶楼一盅茶两件点心
一盅两件,是一盅茶配两件点心,广州人早上上茶楼的标准配置。茶楼分三等,最便宜的二厘馆只摆几张桌,茶楼有楼座、有推车。陶陶居一八八〇年开,莲香楼一八八九年开。天不亮开门,做到晌午。
罢官回乡的人照着福建法子做出祁门红茶
一八七五年,黟县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乡,在至德尧渡街设茶庄,仿福建红茶的做法试制,祁门一带从此改做红茶。祁门红茶条索紧细,香气带果味和花味,出口俄国和英国,后来被叫作祁门香。
马路上摆的菜摊搬进了有顶的屋子
上海的马路菜摊摆了几十年,占道、脏水、臭味,租界工部局嫌难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盖室内菜场,砌台板、通自来水、编摊位号,按月收摊租。买菜从此有了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钟点,脏水也顺着沟走了。
静安寺路上一家西点铺卖现烤的面包
二十年代上海的静安寺路一带,美商沙利文开西点铺,柜台里摆现烤的面包、蛋糕、糖果和饼干,楼上是茶座,客人坐下喝茶吃点心。西点从洋行厨房的私货,变成了马路上花钱就能买到的零食。
南方的荔枝装进铁罐运到北方
广东、福建的果子多,鲜的运不远。二十世纪以后有了水果罐头厂,荔枝、龙眼、菠萝、桃子去壳去核,装进马口铁罐,加糖水,封口杀菌,一罐能存一年。北方人第一次在冬天吃到南方的荔枝。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茶庄柜台前称茶包纸包锡罐各有用处
北方的茶庄从南方产地进货,自己拼配、自己窨花,柜台上摆着茶样,客人先闻后买。称好用纸包,讲究的装锡罐,一罐茶能存一年不跑味。散茶从产地的麻袋,变成了柜台上的商品,买茶的人认店不认牌。
化验室里一支比重计管着牛奶掺不掺水
城市的牛奶、冷饮、肉类开始有人管。卫生处的化验室用比重计验牛奶掺没掺水,用培养基验冰和汽水里的细菌,查出来超标就罚款、就封门。吃东西这件事第一次有了可以量出来的标准,也有了说理的地方。
一口铁锅一把铲炒出半条街的香
炒货摊就一口铁锅、一把铲、一筐砂子。瓜子、花生、栗子下锅,砂子传热,糖水挂色,炒到壳脆仁香。冬天生意最旺,戏园和茶馆门口摆一摊,纸袋一包,边走边嗑。摊子小,回头客多,熟客不用问价。
铁皮桶改的炉子烘出冬天的烤白薯
白薯耐旱高产,北方沙地种得多,秋后起出来堆在窖里。冬天街角摆一只铁皮桶炉子,炭火烘着,烫手的一团捧在手里,甜得流糖稀。穷人拿它当饭,富人拿它当零嘴,一个铜板能买一大块,热气顶到脸上,手上沾一层黏。
秋风一起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
秋风一起,广东人家的骑楼底下挂出一排腊肠腊肉腊鸭。肉切粒拌糖拌酒灌进肠衣,扎孔晾晒,晒到油亮发红。腊味饭一煲端上桌,饭吸了油,比肉还香。烧腊铺的玻璃柜里挂着烧鹅和叉烧,油滴在盘子上,路过的人都闻得到。
木榨换成了水压机出油多了一成
油坊里一根撞杆几个人抬着撞,一天出不了多少油。后来机器进厂,蒸籽、压榨、过滤都用机器,出油多了,豆饼成堆。油装桶装瓶,贴上商标,走轮船出港。乡下人拿豆子来换油,剩下的渣归油坊,一斤豆子出多少油,全看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