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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氏七百年的终结
播州杨氏从唐朝末年入播,传到明末,一共二十九代七百二十五年。万历年间杨应龙反,李化龙八路进兵,四个月平定。播州改成遵义、平越两府,这是明朝最大的一次改土归流。一次改了两个府,也改了几十万人的身份。杨应龙是第二十九代,万历二十七年反,李化龙八路进兵。
鄂尔泰上疏定下改流方略
雍正四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上了一道《改土归流疏》。他提出计擒为上、兵剿为下,先拿强的开刀。乌蒙、镇雄、东川几处先改,几年之内推开六省。这道疏是清代改流的总纲。纲举了,目才张。鄂尔泰雍正四年上改土归流疏,计擒为上,兵剿为下。
西南土司其实不归理藩院管
很多人以为土司归理藩院管,其实不是。西南土司的武职归兵部,文职归吏部,理藩院插不上手。这一条界线说明清朝对西南和对西北,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想法。这条界线从清初一直划到清末,改流也没改掉它。西南土司武职归兵部文职归吏部,不归理藩院。
抬旗和出旗这两条反向的路
旗籍在清朝是值钱的东西,能吃钱粮、能免差、能当官。所以有人往里挤,叫抬旗;也有人被往外推,叫出旗为民。一进一出,走的是同一道门,方向相反,理由都是钱。钱的事,从来最能改人的身份。抬旗有军功后妃宠信三条路,乾隆七年准汉军自愿出旗为民。
蒙古台吉和平民之间那条线
蒙古社会里有台吉,也有箭丁。台吉是贵族,有随丁、有属民、不当差;箭丁是平民,有差役、有兵役。这条线不是不能过,但过起来极难,通常要靠军功或者出家。这两条路都不好走,走通的人少,可正因为少,线才守得住。台吉是成吉思汗后裔,塔布囊是异姓功臣,都有随丁,箭丁当差。
改流之后土民变成了民户
改土归流不只是换一个官,是把人重新登记一遍。编保甲、报田亩、设学校、开学额,土民从土司的属民变成了朝廷的编户。这一步走完,土司就再也要不回去了。因为册子上写的是朝廷的名字,不是土司的名字。改流五步是清查、编保甲、丈田、设学、开学额,土司多给职衔迁省城。
堂子祭天与坤宁宫里的跳神
清朝皇家的萨满祭祀有两处,一处是堂子,一处是坤宁宫。堂子祭天祭神,坤宁宫每天杀猪煮肉、按萨满的规矩跳神。这套东西从关外带进北京,一直做到清末,是宫里最不像中原礼制的一块。堂子祭天、坤宁宫杀猪煮祭神肉、萨满跳神、索伦杆喂乌鸦。
僧官度牒与寺院的额数
明朝管佛教,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僧官,一样是度牒。僧官管人,度牒管数,寺院有额数,超了就是私创。这套办法把出家变成了一件要审批的事,也让寺院成了册子上的一行。一行字,能管人,也能卖钱。洪武设僧录司,府僧纲司州僧正司县僧会司,乾隆废度牒。
洪洞大槐树底下那场移民
明朝初年北方十室九空,朝廷从山西往河北、山东、河南填人。迁的人先造册、发凭照、给川资种子,到了地方按屯编户、免税几年。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集合点,后来成了几千万人共同的祖籍记忆,记忆里有真有假。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往河北山东河南迁民,造册发凭照给川资。
客家人与土客械斗
客家人是迁得晚的一批人。他们从中原往南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区时,平地已经有人了,只能上山种梯田、住围屋。人口一多,土客就争水争山场,清朝中期在广东打了几十年,死伤以万计。闽粤赣交界山区,咸丰到同治鹤山恩平新宁械斗死伤以万计。
土木之变里的蒙古降人
土木之变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二十万大军溃散。乱军里有两个蒙古人走了两条路,哈铭跟着皇帝熬了一年,喜宁投了也先带路打北京。北京城里还有一批达官,带着自己的部曲守城。敌我这两个字,在那一年最说不清。
三藩之乱里的汉军旗人
三藩是三个明朝降将,带兵入关有功,封王守边。他们的兵编在汉军旗和绿营里。康熙撤藩,吴三桂先反,打了八年。打完以后绿营起来,汉军旗一批批出旗为民,汉人封王的规矩从此断了。旗籍这件事,也从这里开始变味。
漕船一年走一趟的路
漕船从杭州出发,到北京通州,一趟要走几个月。船上有旗丁,有舵工,有水手,还有押运的官。一路上过闸、过坝、过税关,走完了交粮,空船再顺水回来,一年就过去了。所以一条漕船,一辈子只能走几十趟。九丈长的船,几十个人撑,一年只走一趟。
汉军旗是投降的兵编的
汉军八旗是拿投降的兵编起来的。天聪年间先编一旗,到崇德末年凑成八旗。整建制来降的,连人带马连名册一起收,官还是那个官,兵还是那些兵。三藩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到了乾隆年间,又让这些人出旗为民。整支部队带着名册来降,编成一旗。
旗人的地不许卖,可早就卖了
进关那几年圈的地,分给旗人,叫旗地。旗地不许买卖,写在律上。可旗人不会种,租给汉人种,收租。收不上租就典,典到最后地成了汉人的。朝廷出钱前后赎过四回,赎回来没几年又典出去。赎了四次,赎回来又典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