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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化工的人把日本调味粉拆开自己做
二十年代初,日本的味之素在中国卖得贵,一小瓶顶几斤肉。吴蕴初是上海学过化学的技师,他买来一包慢慢分析,认定主成分是谷氨酸钠,用面筋加盐酸水解就能得到。一九二三年他和张逸云合伙办起天厨味精厂,商标佛手,价钱压得比味之素低。
一罐红烧肉装进铁皮就能带着走
罐头的道理是密封加热杀菌。清末中国已有外资罐头厂,一九〇六年上海出现过国人自办的厂子。到二十年代末,梅林在上海办起罐头食品厂,做红烧扣肉、油焖笋、番茄沙司。铁皮全靠进口,一罐菜的成本里,马口铁占了大半。
上海华格臬路上开出一家川菜馆锦江
锦江川菜馆一九三五年开在上海华格臬路,老板董竹君,早年从四川出来,做过工、开过厂。店小,几张桌,卖樟茶鸭、干烧明虾、红油鸡块。客人挤到门口,后来扩了店面,川菜在上海立住了脚。
南京路上的洋行用机器烤面包
一九〇六年,英国人在上海南京路开义利洋行,前店后厂,用机器和面、用砖砌烤炉烤面包,还做饼干和糖果。面包当天出炉当天卖,隔夜就打折。中国人第一次看见面包是按钟点做出来的,出炉就上柜。
北京一家人的私房菜要提前几天订
谭家菜是北京谭家的家常菜,从清末做到民国。谭宗浚是广东南海人,同治年间的榜眼,家里讲究吃,厨子陶三掌灶,后来由谭家的女主人赵荔凤接手。不挂牌,不接生客,一天只办几桌,要吃先托人订。
塘沽海边晒出的盐雪白得能装小包
一九一四年,范旭东在塘沽办久大精盐公司,用再结晶的法子把粗盐提纯,出来的盐雪白细匀,装进小纸包卖。盐第一次按包卖、按牌卖,几千年的引岸专商被撬开一道口子,百姓买盐也第一次能挑牌子。
雪白的糖从海外运来土糖就退了
中国吃的糖长期是土糖,黄褐色,结成块,带焦味。二十世纪以后,爪哇、香港的机制白糖大量进来,雪白、颗粒匀、不结块。城里人改用白糖,土糖退到乡下的灶台和点心的馅里,各占一半。
静安寺路上一家西点铺卖现烤的面包
二十年代上海的静安寺路一带,美商沙利文开西点铺,柜台里摆现烤的面包、蛋糕、糖果和饼干,楼上是茶座,客人坐下喝茶吃点心。西点从洋行厨房的私货,变成了马路上花钱就能买到的零食。
广东馆子开到上海招牌上写粤菜
上海的粤菜馆从清末几家甜品铺起家,二十年代越开越多,杏花楼、新雅这一路,招牌上写粤菜,菜牌上有炒鲜奶、蚝油牛肉、白灼虾。粤菜讲究清鲜本味,跟本帮的浓油赤酱正好两头,上海的饭局从此多了一种选择。
西贡米暹罗米装上轮船进了上海米行
二十年代以后,上海、广州、厦门的米行里多了洋米,从越南西贡、泰国、缅甸仰光装船运来。洋米是机器碾的,白、干、颗粒匀,价钱比本帮米便宜。城市人越来越多,吃饭靠的是海船。海船一到,米价就松一口气。
包饭作给店铺和机关把午饭送到门口
城市里的人上班回不了家,中午这顿饭要有地方解决。包饭作开在弄堂里,一间灶间几个师傅,按月包伙,一荤一素一汤,用饭桶菜格挑着送到店门口。按月结账,加菜另算,没有招牌,全靠口碑和月结。
机器压出来的面条晒干了能存一年
手工擀面费力气,当天做当天吃。机器压面省工,压延、切条、上杆晾晒,干透了装纸包,能存一年。挂面厂一开,面条从家里的案板变成了铺子里的货,北方人一年到头随时能下一碗面,不用再自己和面。
火车上吃饭从拎着饭盒到进餐车
早先坐火车要自带干粮,大站停车时站台上有人卖包子烧鸡。后来长途列车挂上餐车,白色台布,西餐为主,汤、鱼、肉、咖啡一道道上。吃饭从凑合变成了一件事,坐车的等级也摆在了盘子里。
俄国人开的馆子一碗红汤配面包
俄国人逃到上海,在霞飞路一带开小馆子,卖红菜汤、黑面包和炸猪排。上海人把俄国叫罗宋,这碗汤就叫罗宋汤。一客汤配面包猪排,招牌上写罗宋大菜,价钱比番菜馆便宜一半,学生和职员常来,一碗汤下肚浑身热。
同一条船上大菜间和统舱两样饭
同一条船上,头等舱的客人在大菜间里按顿吃西餐,一份一份上;统舱的乘客挤在甲板上,支个小泥炉煮饭,就着咸菜吃。一堵舱壁隔开两样饭。船票差几倍,饭就差几等,开饭的钟点也不一样,有人吃不完,有人吃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