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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府底下管几个县
一个府管几个县,没有定数。多的管十几个,少的管三五个。平均下来,明朝一个府管七八个县。管多管少,看那地方的家底。家底厚就多设县,家底薄就设不起,府就直接管地方。府管县,县管事。府管县多少不定,富地方县少而富,新地方县少而穷。
城墙里面的坊与巷
城里的地不是随便用的,是按坊分的。坊是一块地方,四边有墙,墙上有门,门有人守。唐宋的时候,太阳一落坊门就关,街上不许走人。到了明代,坊墙多半没了,只剩名字。坊名一直用到今天,成了地名。坊墙拆了,坊名留着,成了地名的单位。
城市的水从哪里来
一座城最要紧的不是墙,是水。水从哪儿来,怎么进城,怎么排出去,这三件事定了城的生死。所以老城的选址,先看水,再看地,最后才看风水。墙塌了能重修,水断了修不回来。这一点,北方的城最清楚。先看水,再看地,水修不回来。
天下的重心,为什么一直往南
明朝的人口,南方比北方多。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个地方占了一半。北方几省加起来,还不如江南一路。所以天下的重心,早就不在中原了。重心往南挪,挪了几百年,一直在挪。挪到今天,还没挪完。田能两熟,水修得久,仗打得少。田能两熟,水修得久,仗打得少。
一亩地要养几口人
人口和耕地要对着看。人多地少,一亩要养几口;人少地多,一人能种几十亩。清朝中期,南方的亩养人多,北方的亩养人少。所以同一个天下,两本账。两本账放在一起,才看得出紧不紧。紧的地方,人先走。人口除耕地,乾隆年间一人四亩。人口除耕地,乾隆年间一人四亩。
城分几等京城最大县城最小
明清的城分几等。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又次之,县城最小。城越大,人越多,可多到多少,说不清。所以城的人口,只能估,不能数。估的办法有几个,估出来的数差得远,一倍两倍都常见。京城最大,省城次之,府城再次,县城最小,估出来的是量级。
运粮的兵和修河的兵
清朝有两支兵从来不打仗:一支运粮,叫漕军;一支修河,叫河营。漕军押船从江南到通州,一年一趟。河营守堤、挖河、堵口。两支兵都归大官管,都花钱,都不上阵,也都不算能打的精兵。漕军押船,河营守堤,都不上阵,也不算精兵。
宫里唱一场戏,要唱十天
乾隆年间宫里编连台大戏,《劝善金科》《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球》,一本几十出,能连演十天。戏台是三层的大戏楼,畅音阁、清音阁,演员能从天井吊下来,也能从地井钻上去。宫里唱一场戏,要唱十天,连台几十出。台上三层楼。
桃核上刻五个人八扇窗
核雕是用桃核、橄榄核刻东西。明代魏学洢写过《核舟记》,说王叔远刻的桃核上有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一副对联。清代核雕更细,苏州、潍坊、广州都有名手,一串手串能刻十八罗汉。桃核上刻五个人、八扇窗、一副对联。
一本书里有一百个才女
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人,在河南做过小官,一辈子没考上。他写《镜花缘》,写唐敖出海游历,写君子国、女儿国、两面国,后半部写一百个才女应试。书写了二十年,道光元年才刻出来,刻出来就卖得好。一本书里,有一百个才女。
四座楼里藏着天下的旧书
清代藏书,乾嘉时有四大家: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道光以后,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吴兴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又称四大藏书楼。四座楼里,藏着天下的旧书。
一本书抄了一千五百种碑
王昶是江苏青浦人,做过刑部侍郎。他花五十年收碑刻拓本,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收商周至辽金的碑一千五百多种,每碑录全文,后附考释。嘉庆十年刻成,是清代金石学的总汇,后来的研究者绕不过它。一本书抄了一千五百种碑,五十年。
一个人弹琵琶,一个人弹三弦
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评话一个人说,讲《三国》《水浒》,用醒木折扇。弹词两个人,一人琵琶一人三弦,唱《珍珠塔》《玉蜻蜓》。乾隆年间出了王周士,在苏州设局,评弹有了行会。苏州评弹一个人弹琵琶,一个人弹三弦。
宫里有间屋子,专门修钟
康熙年间,宫里的自鸣钟多了,就有了修钟的作坊。乾隆时叫做钟处,几十个匠人,修钟也做钟。广州做的叫广钟,苏州做的叫苏钟,一个热闹一个素净。钟表是当时最复杂的机器,齿轮咬齿轮,差一点都不走。宫里设做钟处,几十个匠人分着干,修钟做钟做齿轮。
漳州的绒是拿刀一刀割的
漳绒是福建漳州出的一种丝织品,表面起绒,摸上去厚。做法是在经线上织入一根钢丝,织完抽出来,绒圈留下,再用刀割断,成了绒。割的功夫全在手上,割断的成了绒,不割的是圈,叫漳缎。经线绕钢丝起绒圈,割断成绒毛,一匹要织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