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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闹饥荒,大夫带着玉器去齐国借粮
前666年鲁国饥荒,大夫臧文仲请鲁庄公拿名器去齐国买粮。庄公问派谁,他说「国有饥馑,卿出告籴」,自己去了。他带着鬯圭、玉磬,抬出周公、太公两家的老关系,请齐国匀粮。齐国把玉还回来,粮给了。
垂拱二年外官带鱼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下诏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鱼袋之荣由京官推广至外镇,意在均内外之宠,安抚并笼络各方地方大员,鱼袋自此由符契之信渐变为章服之饰,佩者日众,遂为章服定式。
久视元年定龟袋饰
久视元年十月,诏职事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四品银饰、五品铜饰,上守下行皆由官给,龟袋等级由此分明,与服色紫绯相配,武周章服之制大备,其等差原则至神龙复辟后仍为鱼袋所承袭不改。
李林甫的金紫章服
李林甫久居相位,封晋国公,拜尚书左仆射,天宝六载加开府仪同三司,赐第宅、女乐,冠绝一时。其所衣紫袍、所佩金鱼,是位极人臣者的金紫章服。笏囊之制行于开元,旧题或系之林甫,实则张九龄所创,不宜混淆。
安禄山赐宅赐锦袍
安禄山为玄宗宠任的蕃将,赐第亲仁坊,穷极华丽,帐幄帘幕多用织成锦、夹缬罗、银平脱;又屡受御衣锦袍,至脱天子身上之服赐之。锦绣恩遇之厚空前,而一身锦衣之下,渔阳之叛早已酿成。
赏你紫袍就配金鱼袋赏绯袍就配银鱼袋
唐制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衣紫则佩金饰鱼袋,衣绯则佩银饰鱼袋。自景云定鱼袋金银之装,至天宝恩命日繁,服朱紫、佩鱼者遂众,鱼袋由符信渐成荣宠,防伪之意日淡,矜夸之味日浓。
官不够大但差事要紧可以先借着穿办完再还
唐代任使所莅,官品未及而职事须尊其体者,许借高于本品的紫、绯并鱼袋,谓之借紫、借绯,任满或使还则停。都督刺史、入蕃使、宰相出镇多依此制,与真赐章服有别,一借一停之间最见唐人立法之圆通。
收复两京将士赐绯紫
至德二载,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军兴之际,朝廷以章服劝战功,将士立功者多赏借绯紫并鱼袋,人数甚众。服朱紫者由文臣近幸扩及卒伍,章服大滥,品色旧制遂坏;将帅且得预给告身,随功填授。
安史乱中军兴赐服
安史乱起,戎机急迫,节度使及其幕府僚佐多蒙赐金紫章服以重军礼,或随军功真授。紫绯由朝堂恩荣渐为戎幕所常衣,白衣入幕者亦有骤贵者,军府服色之盛遂为中晚唐藩镇先声,士人亦由是弃京官而趋戎幕。
韦伦奉使的朝服复典
韦伦于乱后两度奉使吐蕃,归蕃俘五百人、各给衣一袭以示恩信,又在朝极论名器清班不可轻授。正史对其服饰着墨不多,他所争所守却多在衣冠典制之间,其论清班名器尤为切直,太常之职与礼乐相终始。
元和中兴唐宪宗章服
宪宗削平诸叛藩,史称元和中兴,与削藩相表里的是重振金紫秩序:重申品色章服、置待漏院整朝参、准郑馀庆重定剑佩绶,又以玉带赐平淮西的裴度,一矫军兴赐服之滥,元和十二年平淮西,赐裴度玉带。
朝服按你手上管什么算不按你挂的散官算
元和十二年,太子少师郑馀庆奏百官朝服多误,请定唯五品职事虽带六品以下散官仍有佩剑绶,六品以下职事纵带五品散官亦不得服,只论职事、不问散阶,朝服界限由此一清,一代典制遂定。
大历军赏借绯紫泛滥
军赏借绯紫本为戎行权宜,在军则服、离军则停。安史乱后此道大开,至大历诸军赏借人数浩繁,偏裨贱卒有衣紫佩鱼者,朱紫满眼而正员被挤,旧制唯许灼然有战功方赏,终不能禁方镇自专。
贞元金紫与检校官佩鱼
贞元年间,各节度使、观察使府的僚佐多带有检校官与御史宪衔,由府主奏请朝廷赐给绯紫、佩带鱼袋,使章服随幕府官阶大为普及,成为中唐士人绕开吏部铨选而迅速显达的一条仕进捷径,其得之易,名器遂轻。
元和初停诸道无名赐服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求治,罢各地进奉、节省冗费,并着意裁抑诸道无名赐服以及军功借绯紫的泛滥,重申按本品给服的旧制,力图扭转贞元以来名器渐轻、朱紫冒滥的积弊,然用兵之际军功赐服终难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