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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尹的族人犯了法,法官放了,令尹不干
楚国的令尹子文有个族人犯了法,廷理把他抓了,一听是令尹家的人,又放了。子文知道以后,把廷理叫来骂了一顿,然后要他把人抓回去动刑。这一放一抓,中间隔着一个令尹,也隔着一条法。
地方官拖着不判,原告可以再告一次
舒庆那个案子里,有两个字反复出现:不慭。它出现在当事人不服官府裁断的时候。研究者说,这两个字的意思,跟今天上诉状里那句不服一审判决差不多。两个古字,对上一个现代词,对得还挺准。
楚国管刑狱的那个官,本来是带兵的
左尹这个官,在春秋时期是带兵的。到了战国,这个位置管的事变成了案子。包山简里那批受期、疋狱,都出自左尹官署。一个官名没变,管的事变了。研究者把这个变化看成楚国中央已经有专职司法的一个迹象。名字是旧的,职掌是新的。
吴起在河西立木表比商鞅早了三十年
比商鞅早约三十年,吴起在魏国的西河做过同样的事。他在城南门外立了一根木表,说谁能把它推倒,就让他做长大夫,一句话给一个爵位。赏的不是钱,是身份,是能传给儿孙的东西,这个价没人开过。
一亩地里要留两条畛,宽一步
田宽一步,长八步,这样一条叫一畛。一亩地里划两条畛。畛是田里的小路,宽一步。这个数字算下来,每亩地要拿出一块不种庄稼的地方当路。路是要占地的,占地多少,律里写死了,一分也不能差。
道宽三步,这个宽度是给车留的
一百亩叫一顷,一顷配一条阡道,道宽三步。三步折下来是四米一四。这个宽度不是随手定的:一辆车两米上下,四米一能让两辆车错开。田间的路修多宽,取决于要过什么,不取决于地有多宽。
鼎上铸不了几条,木牍上能写一百多字
同样一部法,铸在鼎上、写在竹简上、刻在木牍上,能装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鼎上只能铸一个大概,简上能写细则,木牍上能写条文加数字。法能写多细,一半取决于有没有地方写,另一半才取决于想不想写。
骑马这件事,春秋人得给它加个注
《左传》记鲁昭公出奔,有一句「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晋人杜预给这句话作注,专门写了四个字:乘马,骑马也。一部书记了几百年的事,骑马只有这么一处,还得加注才看得懂。这说明那时候骑马是件稀罕事。
戈到底是勾的还是啄的
戈头横着装在柄上,刃朝下。这个装法让它的用法成了问题:是横着扫过去,还是往前一啄再往回带?清代学者、民国学者、现在的考古学家,说法一直不统一。一件用了一千多年的兵器,怎么用还在争。
一根杆上串了三个戈头
曾侯乙墓里出一批戟,有的柄上一个戈头一个矛头,有的装了三个戈头。杆三米多长,三个戈头一个比一个低,一送出去,上中下三个高度都能勾到。加刃是加法,可加法有上限,加到某个数就得停。
剑的长度,是手臂加一截
剑是用来贴身的。戈和矛够得着一丈外的人,剑只够得着三尺内。所以剑不能太长,长了转不动;也不能太短,短了够不着。战国墓里出的剑,五十厘米上下最常见。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它是量出来的。
围城留一面不围,是有意留的
《孙子·军争》说围师必阙,围城要留一个缺口。听着像放人走,其实是算账:城里的人有路可走,就不拼命;没路可走,就拼到底。拼命的人最难打。所以缺口不是漏洞,是算好的。这是围城的第一笔账。
吴国人给船起名用的是陆军的叫法
《越绝书》记伍子胥答吴王阖闾问船军,报了五个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接着一句一句对上陆军的车:大翼当战车,小翼当轻车,突冒当冲车,楼船当楼车,桥船当轻骑。船名不是照外形起的。
没有一种木工是造船的
《周礼·考工记》把攻木的工匠分成七种:做车轮的、做车厢的、做弓的、做戈戟木柄的、管宫室的、做车的、做礼器的。七种一种一种都有名,有做法,有尺寸,有检验的法子。七种里没有一种是造船的。
齐桓公带着八国兵到楚国家门口问包茅
齐桓公打蔡国,顺势把兵开到楚国边上。楚国问你来干什么,管仲答了两条:包茅不贡,昭王不返。楚国认了包茅,推了昭王,兵没打成,盟却立了,霸主的名分又稳了一层,稳得连楚国也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