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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小字是拼出来的
小字不是一字一义,是几百个原字拼成一个词。原字分两种,一种表音,一种表意,按顺序排下来,词就出来了。同一句话,写法可能不一样,看你怎么拆。这套办法省字,可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得先知道怎么拆才读得动。
女真小字比大字晚了二十年
大字用了二十年,熙宗又让人造了一种小字。天眷元年正月颁行。小字笔画省,写起来快,公文用它省事。两套字并行,官面上大字小字都认,可实际用起来,人们越来越偏小字。这不是谁下的令,是手自己选的。
世宗让人把汉书译成本国字
世宗设了译经所,把汉文的经史翻成女真文。翻的有《尚书》《周易》《春秋》,也有《史记》《汉书》《贞观政要》。翻书不为学问,为的是让不懂汉文的族人也能读。译本发下去,学校拿它当课本,字就有了用处。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不认得
西夏文远看像汉字,近看一个也不认得。它学了汉字的笔画和方块样子,可部件的拼法是自己定的。一个字一个音一个意思,也有偏旁,也讲结构。造字的人懂汉字,才敢这么造,因为借东西的人得知道哪儿能借,哪儿不能借。
文海把字按韵排开,分声调再分韵
西夏人自己编了一部《文海》,把六千多个字按声韵排开,一个字下头注音、释义、举例子。排法是先分声调,再分韵,同韵的字挨着。这样查字,先想读音,再翻页。它跟汉人的韵书是一个路子,说明编书的人见过韵书。
一部字典要收六千字还得注音
西夏人编过一部《音同》,按声母排字,同音的字堆在一处,收了六千多个。同音堆在一起,就得注清哪个是哪个,所以每个字底下都要写清用法。这样的书编起来极费劲,可它把整门字的音系定住了,后来的人靠它才摸得着路。
新字是从藏文字母改出来的
八思巴字不是凭空画的。它的底子是藏文字母,笔画改方,排列改直,凑成一套方方正正的字母。藏文是拼音的,他照着这条路走,把辅音和元音分开排。所以它看着像印章,读起来却像拼音,跟汉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这套字能拼好几种话
八思巴字是拼音的,字母够用,就能拼不同的语言。蒙古话能拼,汉语能拼,藏语、梵语也能拼。一套字母管几国的话,这在当时是新鲜事。正因为能拼汉语,它成了研究元代人怎么说话的材料,比韵书还直接。
居庸关上有六种文字的石头
居庸关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至正五年建成,券洞里刻满了经咒。刻的是六种文字: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汉文。同一段话刻六遍,是让路过的人都念得出来。今天研究几种死文字,都要来这儿看。
蒙古人自己不认这套新字
新字是朝廷推的,可蒙古人自己不用。他们用了七八十年的回鹘式字,文书、家信、碑上都用它。新字难写,学起来费时,官府催也催不动。结果是官面上一套,日子里一套,两套并行到元朝结束。
皇帝的圣旨是直译过来的白话
元朝的圣旨,多半不是文人写的文言,是从蒙古话一句一句硬译过来的白话。译的时候不敢改语序,也不敢润色,怕走样。所以读起来别扭,一句接一句,像绳子上的结。这种文体,后人叫硬译体,是元朝公文的一个怪样子。
圣旨开头那句,长生天气力里
元朝圣旨的开头,常是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这是蒙古话的套语,说的是靠长生天的气力和大福荫的护助。译成汉语,句子就散了,可它必须这么写。这一句是格式,也是身份的标记,一看就知道是谁下的令。
公文里的话跟嘴里说的一样
元朝的公文不爱用文言,多用当时的口语。上头、根底、勾当、分付、那般者,这些词都是嘴里的话。写下来就成了公文,读起来像有人在跟你交代事情。这在公文史上少见,前朝后代都没这么写过。
衙门里有译史,也有通事
元朝的衙门里,翻译分两种。管文字的叫译史,管说话的叫通事。译史把公文从蒙古文译成汉文,通事把话从嘴里译出来。两样都要人,都有定额,都要考选。缺了哪一个,衙门就有一半的活办不了。
元典章把公文原文抄了下来
元朝人编了一部《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把历年公文按类抄下来。抄的时候不改成文言,原样照录,连上头、根底这些白话词都留着。所以这部书读起来像档案,不像史书。今天研究元代的制度和语言,都靠它。